莱布雷希特：流离的孩子

他们来的时候是一组一组的，不管什么季节都穿着冬装，两两成队，一手拎着小行李，一手拉着另一个孩子。他们当中有些人从伦敦的港口踏上英国的土地，有些从东边的哈维奇上岸，再搭火车去伦敦的利物浦大街。
七十五年后，在那个火车站外，竖起了一座象征性的青铜雕塑，纪念他们到达的时刻。在维也纳火车西站，则有另一尊雕塑标记离别出发的悲惨时刻，多少家庭从此阴阳两隔。
这些孩子被送去英国，因为父母担心他们无法在希特勒铁蹄下的欧洲幸存。1938年3月德国发动了对奥地利犹太人的攻击后，儿童移民潮开始了，在 接下来的十七个月里，达到三次高点。希特勒迅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他批准清洗犹太会堂、商店和家庭。每一次纳粹的扩张 得逞，所有的犹太家庭都面临着痛苦的抉择，是一家人继续待在一起，还是把孩子送到国外交给陌生人养育。
“水晶之夜”后，不列颠政府立刻针对身陷险境的儿童群体颁布了特许证，但费用高昂，每个孩子的管理费是五十英镑，而且组织相当混乱。于是三个有 为青年立刻投身到了拯救儿童的使命中。二十九岁的英国商人尼古拉斯·温顿（Nicholas Winton）取消了瑞士的滑雪假期，飞到布拉格，在一个宾馆房间里安排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的转移计划。柏林的小店老板威尔弗雷德·以斯拉埃尔 （Wilfred Israel）说服了英国贵格会去德国进行这项救援行动。
二十六岁的伦敦拉比所罗门·舍恩菲尔德（Solomon Schonfeld）不停穿梭于伦敦和维也纳，带去了成捆的入境许可证。他曾与我父亲和叔父彻夜不眠不休，准备文件，写信，寄钱，救孩子。他们可能在路上 违反过几条法令，肯定也亵渎了犹太安息日（译注：据犹太教规，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是安息日，不能工作，饮食有规定，不可用火用电，不可旅行）。一个周 五晚上，我那紧张的叔父想抽支烟，拉比大叫“安息日！”，一把拍掉了他手上的烟。如果为了挽救生命而触犯十诫之一尚可容许，但决不能为了个人嗜好犯戒。
那些孩子到了伦敦后，舍恩菲尔德带着他们一家家拜访，安排收养事宜。在伦敦北部一个并不富裕的社区，没有一个孩子被拒之门外。有些孩子和寄宿家 庭培养起了感情，另一些则饱受焦虑的折磨，还有一些会感受到排斥。温顿安排的孩子分散在整个英国。这些来自职业家庭的聪慧少男少女们因为不会说英语，被安 排在工厂和厨房工作，永远没有机会再受高等教育。最小的孩子以及最受创伤的孩子，被送进了公立福利院，有些人在那里终了一生。
1939年9月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约有一万名犹太儿童被从欧洲大陆救了出来。六年之后，他们才有机会知悉各自家庭的命运。大部分 长辈亲朋惨死在集中营和万人坑。少数幸存下来的父母，往往无法继续正常的人际交流，他们变得好像从另一种文化来的说另一种语言的人。许多人的余生都有挥之 不去的幸存者的愧疚情结。我亲耳听过他们的恸哭，“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全班同学都被杀了，只有我活了下来？”
我自己的童年是在战后的1950年代度过的，充满了战争阴影——人们不说他们从哪里来，何时来。我知道这样问别人很莽撞，所以我从来没有问过。 一个小孩还是很容易找到其他事情来满足好奇的。但你还是能感受到一种空隙，你会变得慢慢习惯沉默的生活。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周围有那么多人的生活从孩提 时代就已经被连根拔起。
我不时会接到陌生人的来电，他们都是曾经远离家人的孩子，他们想告诉我，让我知道我已故的父母曾经为他或她做过的好事。
我写的第一本小说《名字之歌》就是关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孩子。小说讲的是一个小提琴神童，他被送到伦敦一个音乐经纪人家里寄养，和经纪人的孩子成 了形影不离的小伙伴。然而他的天赋和他被迫离弃的家庭生活无法分割，最后他出走了。书出版后，许多读者给我写信，说我捕捉到了他们的经历。
我本来觉得这样的故事在西欧和北美更容易理解。但当中国的读者告诉我他们的童年或是他们父母的童年也有相似的境遇时，我感到吃惊和震惊。文化大 革命中许多家庭被拆散，孩子被送去上山下乡，在陌生环境中成长，他们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有时甚至会失去与家人的联络。异地流离成了他们的身份认同。
童年被打断，孩子被异地安置，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都有发生，往往是出于良好的意愿。在澳大利亚，官员会从流浪游牧父母那里偷浅肤色的孩子，送 到舒适的城市中产之家抚养。在英国，下层阶级的孩子会被用船送到殖民地去过“更好的”生活。在瑞典，大批芬兰儿童因1939-1940年和 1943-1944年两次对俄战争前来寻找避难所，他们在瑞典没有接受母语教育和祖国文化，以至于当他们终于与父母重逢时，却无法用同一种语言交谈。在以 色列，阿拉伯来的移民儿童与父母分离，被安置在欧洲人家庭中。2013年，全世界到处都有儿童被出售或拐卖，过着脱位的生活。
“水晶之夜”或者“文革”这样的事件作为群众现象进入了历史书，影响着千百万人的命运。而作家的任务是铭记个体的历史。我眼前闪过了两个孤儿的 脸庞，他们通过“儿童转移计划”来到了英国，一个三岁的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孩，他们的父亲是作曲家，即将被送去奥斯维辛等死。这两个孩子都没能克服与家人 分离的痛苦，他们至今在社区照顾下生活。
我眼前还闪过了那些更为幸运的孩子——三个男孩后来分别跟我的三个姐姐结了婚，家庭幸福美满。无数人通过各不相同却同样杰出的方式为他们的新祖 国做出了贡献，比如画家弗兰克·奥尔巴赫（Frank Auerbach）和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电影导演卡雷尔·赖斯（Karel Reisz），童书作者朱迪斯·克尔（Judith Kerr），她的经典作品《当希特勒偷了粉红兔》是三代人最爱听的睡前故事。所有这些人都把流离脱位的私人史变成了希望。（《名字之歌》书评/oddfl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