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的时代落差

本书精选了现代文人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白话写成，先不论文章的内容，单看这白话的写作，即使是跟白话文发展了几十年的今天相比，前辈们的文笔，仍然是令人震惊，让仅仅用熟了一点白话就颇负有心得的我，连连倒吸冷气。语言怎样才好读的道理，已被他们简单的几句话说清：
“想把白话文做好，须得留神自己和别人的说话，用说话的快利清白——一切精神，一切质素——到作文上……尤其要注重说话的天真，免得一部分受了文言的恶空气，染了文章家的无聊造作……
那宗懂得七八国语言，熟悉几千年经典的古董博士，做的文章，永远坏的，正为着他们只知道说话外的质素，忘记了说话内的质素……中国的'古文'，所以弄的愈趋愈坏，只因为把语言里不能有的质素，当做文章的主质。
第一流的文章，定然是用纯粹的语言；任凭我们眼里看进，或者耳里听进，总起同样的感想。若是用眼看或用耳听，效果不同，便落在第二流以下去了。”（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
要理解民国文人的创作，也许就要理解傅先生所讲的这种“说话的天真”。当然，从社会学看，他们的创作不过是文化精英的设想，最后不知道实现了多少，但问题恰是，为什么脱离人群的这帮“精英”，完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自省？也许靠的就是这天真，这种要说话的天真。
相比可看本书主编陈先生——虽冠名主编，具体工作揽给了别人，只作了序言，那这篇序言写的怎样？恐怕正中了傅的批评：序言先称颂一番当年这些文论的理论价值，没讲几句正常的话，就开始提“知识分子力量”“媒体的运作”“大众的狂欢”……这样的文章，不正是直冲那些话外的因素而去的？
其实也没必要归咎陈主编，现在文人的文章，比那时的差距，也许另有深刻的原因。并不是说，现在的人不会写文章了，畅销作家、文案写手，相反还写的很好，只是其中没有了民国时的诉求。对文学、文字、艺术、新时代等等的诉求，在当时，还可用这些文论来表达，但现代，这没有了舞台，现代把文论分配成了一项社会功能，认为用一些制度选出一些人来做它，这就够了，但许多本书序言一样的差劲文章，可以提醒我们，给了你位置，你不一定能做好，而认定了位置，就一定做不好。（《中国现代文论选》书评/na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