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历史的重量

托尼·朱特说到过一个关于《纽约书评》的段子。有一次在纽约参加一次晚宴，有人问他心目中美国最强大的三件宝贝是什么。他迅速做出了回答：“托马斯·杰斐逊、查克·贝里（Chuck Berry）和《纽约书评》。”朱特没有开玩笑，杰斐逊自然不用细说，查克·贝里是美国摇滚乐的精神教父，作为粉丝朱特也是认真的。至于最后一件宝贝是《纽约书评》，朱特点评说它“纽约黄金时代的最后遗孤”。相对于其他各种同类型的书评媒体，不是由于地域性，就是因为其观点的狭隘和目光短浅受到限制，而《纽约书评》的特点，“恰恰在于它写的不是纽约——写作的人主要也不是纽约人：它像城市本身一样，与地域、出生的关联是薄弱的”。
对一本书评性的杂志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对朱特这样一位素以严苛批评著称的历史学家倒是很少见。当然，这种赞美并非全无缘由，收录在《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中大部分篇章都曾发表在《纽约书评》上，时间跨度从1994年至2006年的十几年之间，话题也驳杂不纯，从知识分子到美国外交政策，从马克思主义到中东政策，从奥斯维辛到伊拉克战争。我们很难用一种观点来概括这些文章的论点，我们只能说，朱特的写作提供了一种衡量我们写作的标准，解读历史的方法，讲述故事的方式，以及我们如何对待过往历史的态度。这是一种充满了个人魅力与思想的写作，是一种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张力的写作。
如果说《战后欧洲史》代表了朱特在专业历史领域内的集大成者，那么《重估价值》这些散篇断章代表了作者对历史记忆的深切关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文章在收录本书时，朱特都在最后附下了当时由于文章引发的争议和他的回应。这种做法至少让我们意识到，为何朱特对《纽约书评》这样的传统媒体如此推崇。它提供了一个辩论公共事务的最佳领域，不在于如何辩论与争吵，而在于这样的辩论证明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仍然存在，对思想与观念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朱特意识到了这种变化，十几年之间，传统媒体都在衰落，网络媒体兴起看似把更多的读者引入了讨论的场域，但是除了众声喧哗的沸腾，制造喧闹的声响之外，根本不会留下什么，空有满地残渣，思想的碎片，俏皮无用的言语。辩论除了基本的公共领域，还要具备同等的理解力，同等的知识储备以及对问题意识的敏锐触觉，这样的条件只有《纽约书评》这样的传统的知识分子媒体才能提供。
朱特对对《纽约书评》的赞誉恰好证明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逐渐衰落。《重估价值》的序言是“我们失去的世界”，这个标题蕴含的失落感不言而喻，再看看他写到的那些人物，阿尔贝·加缪、阿瑟·凯斯特勒、普利莫·莱维、汉娜·阿伦特、爱德华·萨义德、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甚至包括他在《记忆小屋》中特意用一章写到的米沃什，这些人物都属于二十世纪——一个象征意味上的逐渐远去的二十世纪。我们经常说二十世纪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事实上，正是在法国，正是从德雷福斯事件，从左拉的《我控诉》开始，我们领略到了法国知识分子的观念的力量，二十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群星璀璨，无论是萨特，还是阿隆都代表了这个特殊群体对时代的巨大影响力。但是同样也是在二十世纪的法国的后半页，我们也见证了这个特殊精神群体的衰落。
1970年，带着满腹对知识分子国度的憧憬，朱特作为留学生来到巴黎高师，这个法国知识分子生产的大本营。但是他亲眼领略到的却是这个群体的日益衰落：“除了个别几个尤其出色的人不落窠臼外，他们这个群体大多有着竟然的一致性：有天赋、脆弱且出奇地狭隘”。1968年的五月风暴期间，朱特身在巴黎这个世界革命的圣地“去观看了对货真价实革命的一次忠实表演”。在朱特看来，法国知识分子对过革命的处理更像娱乐，“有时候，所发生的究竟是政治，是讽喻，是模仿，还是演戏，的确有些分不清了”。我们的时代正在变成了一个娱乐主导一切的时代，思想的重量愈发轻逸了。
朱特心目中的知识分子都写在了他的书中，以《重估价值》的人物为代表，他称之为新知识分子，即一批没有归属的“世纪旅人”，这类人典型地从俄国革命式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向厌世的怀疑主义，既不拥护民族主义，也不需要意识形态。绝大多数是从东欧和中欧流亡到美国的犹太社群，对爱国主义有着天然的免疫力，对各种主义的革命抱有远距离的观照。朱特是这群二十世纪“文人共和国”中的一员。他成为了他们的仰慕者，2010年去世后也成为了他们精神上的同类。
《重估价值》中对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群体所吟唱的挽歌并不哀婉，身为历史学家的朱特自然明白观念与精神的力量。所以他从未为这个群体的失落而叹息——与其叹息，不如书写；与其失落，不如抗争。所谓“重估价值”即是重新梳理知识分子观念的谱系，重新整理历史的记忆，用记忆对抗遗忘，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一份可贵的精神遗产。正如他在《马内·斯帕勃的犹太人欧洲》中总结的那句话：“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特点是，用精心设计、用忽略、用善意来抹杀以往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边缘性群体的与历史无关的记忆会忽然发现自身身处漩涡之中，然而它却可以成为我们时代的最好向导。”
朱特身为历史学家所完成的所有著作都可以看作这种精神的指引，他留下的历史书写，无论是鸿篇巨制《战后欧洲史》，还是散篇文集《重估价值》，无论是生前的回忆散文集《记忆小屋》，还是谈话录《思虑二十世纪》，都是一份难得的精神遗产。因为正是这样一个哀叹着“我们正在失去世界”的朱特证明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并未消失。他对观念的痴迷，对现实与政治的介入，对问题意识的清醒认知，对任何主义与暴政的天然警醒，都成为了我们反思生活，重估价值的最好参照。（《重估价值》书评/思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