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胡说八道的说三道四

自己也是要写学位论文的人，自然知道其中的艰辛和痛苦。只是这本论文从概念到材料，从论证到结论都极其离谱，简直就是胡说八道，难以卒读，也就无怪乎我有机会对这本书说三道四了。
作者是一位宗教社会学的博士生，因此作者在开篇以非常大的篇幅不断论证“伏羲信仰”是否为宗教，以此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背书，划清自己的学科立场。作者是如何操作的呢？首先确立一个广义的宗教概念，然后从民间信仰是非制度性宗教确定了伏羲信仰是一种泛化性宗教。然后还从宗教起源、宗教形态和伏羲信仰与道教关系出发，强化这个立场的正确。最后定位伏羲信仰为“民间信仰”，然后从后者与宗教的关系出发来确定伏羲信仰是宗教。作者接着以马、恩的唯物史论和宗教论来分析伏羲信仰作为宗教，以宗教市场的“补偿论”作为理论，又丢出一个概念体系。实在无法理解作者之前的概念到底是干嘛使的，既然是宗教社会学，也承认杨庆堃的划分，那就直接论证合理性不就好么？何必如此纠结。当然，也可以理解作者心思细腻。好，这个可以不批评。
接着，又从宗教学角度对伏羲信仰进行界定。我就不懂了，你前面15页就不是宗教学的角度了？现在又跳出一个宗教学体系，你是在开玩笑么。好，我们暂且把它认为这是作者很重要的理论，毕竟要是为认为作者写的民众信仰不是宗教，那就闹大了。作者用宗教学理论提出博士论文的如下结论：年龄越大、文化水平越低的人越信伏羲，女性占主要比例，离伏羲庙越远信的人越少，对现实不满的人才会寻求保佑。作者的阐释力实在是令人无语，难道这不应该是自己研究的起点么。好，就算你当做研究的结论，这种不做田野和问卷也可以得出结论来吧，距离伏羲庙越远越信伏羲，你信么。无事不登三宝殿，还需要你问卷调查？这根本只是问卷分析出来的现象而已，你倒是给出一点理由和分析吧。很遗憾，没有。
作者认为伏羲信仰主要在农村，并且把这个选点理由移到结论也就算了，还“新见解”，真无语。理论上，你研究伏羲信仰，本身就应该包括村庙和日常家庭祭祀。结果呢，作者因为伏羲神像数量多、可能容易变动就砍掉日常民众的祭祀仪式。那你还不如直接框定研究伏羲庙呢，省得给的理由忒么蹩脚。
方法论上使用调查问卷和田野调查，但是调查问卷在郑州，田野调查在周口，两个的重合度几乎为零。请问作者，郑州的问卷调查跟周口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能说明周口何种问题，你倒是交代一下啊。你随机调查也太随机一点了吧。调查对象都是农民就一定说明了他们就对农村的伏羲信仰有意识，这逻辑对么？
文献综述部分太过敷衍，古籍基本是被作者的梳理糟蹋了。那看看杜谆的《近世以来伏羲信仰研究综述》啊，人家至少对历史学和民俗学领域的成果梳理得很清晰了吧。历史学方面，吕振羽（人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伏羲比你早了好几十年呢，你不引用）、蒙文通、顾颉刚、杨向奎、钱穆、徐旭生、尚秉和和王献唐诸位先生的研究那是多么丰富又值得参考的资料啊，对不起，作者根本就没用。民国的闻一多、芮逸夫、茅盾，之后的王孝廉、刘惠萍不都研究过伏羲神话么，好的，作者也就提了一下闻一多。很多观点和资料抄自甘满堂，页49根本就是人家甘满堂总结的。页51 的“姊崎正治”，人家写成“崎正治”你还就老实抄错，真诚实。行文既说人家考古研究论文未形成证据链自己又用，说伪书又处处引，文献性质和可信度不作分析说明，不区分古文献的写作目的、社会背景和真伪，不按照年代进行梳理，随意并列分析，有争议的文献和结论也不加以辨析，靠谱么？！此外，作者一方面作者疑惑于伏羲是人还是神，一方面又勾勒所谓的伏羲信仰的历史图景，其内在逻辑根本就认为伏羲是历史人物，然后强调神话的历史性，本来倒也无妨，但是现在神话与信史等同，本末倒置。也就理解作者为什么会以大地湾文化遗址出现的“人头蛇身”图像定伏羲的生活年代了。试问，人头蛇身就是伏羲，那是不是女娲呢？好，即便是伏羲，图像出现年代就是伏羲所处时代这个结论，作者觉得靠谱么？引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和《诗经·商颂》言商人崇拜鸟，是东夷族后裔，然后言太昊是东夷始祖，商人崇拜祖先就等于祭祀伏羲（当然，作者在这里提到了太昊和伏羲是在商代合为一人的，可惜没做陈述和分析）。这种推定且不说很多结论都存在争议，即便成立也应知道文献之间所存在的错位，很多文献是在前人著述的演绎，不应该拿来与原初文献或者早期文献并置讨论。反过来说，作者既然是研究伏羲信仰，不如承认伏羲形象的构成是神话领域的，具有历史的真实，不仅可以避免纠结伏羲作为人的真实性，而且不是更有立场和说服力了吗！很遗憾，作者扎进考古里把自己给埋了，既然主张伏羲是历史的，那自然要说明他出生地、画八卦的地方了，自然要论证伏羲和太昊是否为同一个人了。结果作者找到的文献最早的是西汉，考古文献又不够分量，只好折中推测伏羲氏是一个名号罢了。只是如此一来又何须作者坐实伏羲确有其人，大费周章勾勒诸多所谓的“历史图景”呢。
P95言及元代的伏羲崇拜，一方面说国家垄断伏羲祭祀，一方面又说国家推广伏羲庙，作者就此还得出“国家宗教具有垄断性和排他性”就令人费解了，难道国家收入祀典不是对民间信仰的一种认可，即便是出于礼教的观念，那也未必一定压制和否定吧。同时，作者误解国家祀典的出发点，错误定位封建时代的伏羲信仰，以现代“人文始祖”的定位（文章多处使用这一说法来分析古代的伏羲文化）来质疑元代伏羲信仰的降格和祖先角色的淡化，却不阅读古代的礼书、祀典，各朝《礼志》罗列伏羲祭祀的篇章布局不是很能说明古代官方对伏羲信仰的定位了么：古代帝王从未将其定位为“中华民族祖先”，而是普通的帝王和医药神灵了。因此，作者对伏羲信仰的历史意义之定位从一开始根本就是错的，之后的文化认同分析不过是作者自己被现代学者对“伏羲文化”进行建构的想象误导后的再一次自我呐喊罢了，作者自始至终丝毫没意识到“人文始祖”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建构。如此一来，拿后代之观念强求古人罢了。
临了说一句，作为博士论文，文献功底如此之差，基本文献的阅读面如此之狭隘，论证逻辑之不清晰，岂是学人所为。（《中原农村伏羲信仰》书评/南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