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门城楼上

我发现，只要进入体制内生活，我的关注点便不由自主的转向。一向连新闻联播都看不懂的人，在2009年间才读懂了《1984》，以及《古拉格群岛》。在内心深处对这种体制下人的心灵扭曲和际遇离奇感到激愤，一方面又因为生存的被迫，在这夹缝中找不到该何去何从的道路。而在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其生活又集中的反映了我自己当前的遭遇和心态，这虽然没有那么惨烈，也没有极端，但是其性质和内中的运作根源是一致的。我是一个不善于从周围的人身上寻找搭救，而总是悄悄默默的从书籍的记录里，寻找一个细微的方向。
一旦一个问题成为我思维的阻滞，我便很难迈动步子走路，这些就很快变成我头脑中的毒痈，让我日夜难安。在日常中，我时常像是一个漂泊的局外人，而在年龄愈加加深的时候，却越来越被动的开始，不得不注意和讨好集体中的个人。实际上，集体是没有个人可言的，这个误解我之前从来没有认识到，而当一个人可以仰头看见集体的迫感，那么生存的状态可能已经非常卑微了。
一些在日常状态中看似人性中的小卑琐，在非常时期就被放大的了，他们从表面上看来是不同的，但是从本质上是一种东西。只是在类似文革活类似战争这样的状况下，人的求生本能将一切都逼的纤毫毕现，只有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一些温情脉脉才可能有生存空间。而实际上，无论是在 什么时候，丛林法则都是最终决定人类生存图景的规则所在，无论经过文明的修饰，人类给自己包裹了多少礼义廉耻的华衣。
通常来说，人类中的知识分子，总是会保持较多的，或者顽抗较久的，保持他们个人，他们的本性，而这些人的沦陷或者对抗方式，又是尤其耐人寻味的。
在文革中，冲击较少的冯友兰，除了北大哲学系斗争氛围不浓之外，他本身的那种全身避害的生存哲学保护了他。当别人要批评和打击他的时候，他总是能够顺着这些人的毛捋，然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被认真的接受了，不但如此，他还会针对别人的批评，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据此保住自己的地盘，双方往往就这样一来一往，打平了输赢，而达到了一团和气的目的。而私下里，他自己就利用自己学术地位所获得的特殊待遇，每周去高级饭馆吃两餐有肉的饭，保持住了体力。所以，当年很多北大教授因为激愤而死，有些饿到快死，只有他从文革中活出，长寿到了85岁。诠释了什么叫做不卑不亢，完整敦厚，保全根基，长久光大。
而丁玲作为解放后风头无两的文联最高官员，却在无数次的向党表忠心而不得的情况下，在北大荒生活八年，但是总算避免了再秦城监狱被迫害致死的可能。解放后凭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后任中国文联主席的丁玲，可能正因为位置重要，成为了周扬等人认为务必拔去的钉子。当丁玲被周扬辱骂后，坐三轮车哭回自己家，从此去了北大荒之后，这个空缺的位子，就为周扬等人所占有。所以丁玲的惨剧，在于她所占据的位子。可将在人类资源的抢夺中，一个人所占有的资源越多，其所可能受到的攻击和迫害就越大。丁玲无疑是一心向党的，在北大荒时丁玲每月向组织汇报思想，据作者陈徒手所说，丁玲8年北大荒生活，文字能力不断退化，不在有趣，不在雷厉风行，改造的结果如此明显，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丁玲从北大荒会京参加会议，时人个个自危，无人敢搭理她，只有老舍问她身体可好，老舍作为人民艺术家在文革初期还一直是比较受欢迎的，直到最后突然连老舍这样的人也被拉出去批斗，所以老舍之死，跟他内心所感受到的委屈很大，也是有直接关联的。此时丁玲立刻卑微地从位子上站起来，回应老舍的问候。而49以后一直不太得志的沈从文在拍照结束后，跟丁玲说话，丁玲也不敢搭理，立刻走掉了。我在想，假如这个时候，老舍也是混的很不得志，那么丁玲也是不会搭理他了。一方面特殊年代折射出人人自危的境况，另一方面也看得出来，丁玲的意志所向，是真诚的向着党，而认为沈从文他们是不入流，不值得交往的吧。人性本是如此，叫人感觉无奈，唏嘘。此时是感觉尘归尘，土归土，气上水下，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它的规律可循。很多表面看似让人无法理解的悖理之事，多数时候只是折射了人在艰难环境中，依从丛林法则生存，而出现的必然状况。
49以后，沈从文作为一个自甘寂寞在博物馆里，沉寂20年的不求进步的作家，在以往是觉得，他可能是被迫的如此郁郁，后来发现，这其实是他遵从自己内心选择的做法。“作家写他所能写，无所谓应当”，因此，写作是人内心最为自由的表达，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作品不能够纯粹，他便难以真正具有真正的价值。一个好的作家，必然不能够图解符号，必然不能遵命服务，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是自己的帝王。这是一个好作家内心的自觉，也是一种本能，写作必须达到精神的赤裸，作家最好不要受到某种生硬指使。不然，他的写作生命就算是了断。沈从文49后 曾经尝试写作但终究不成功，无论从题材还是写法上，都是不对路了。虽然当时高层对他也颇为重视，创造了条件让他写作，但是始终都未能真正写成一篇完整的东西。“我是乡下人”，这是沈从文的名言，此时他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他的语言方式，跟这个时代都是不搭的，他继续写自己，怕招致祸患，他图解符号，跟文学本质冲突，于是或许不写是最好的方法。一个陈词滥调的看法，紧随潮流，可以临时变化的写作者，写出的是用品，写作有它自身的规律，破坏这个规律的作家是不诚实的，可鄙的，这样的东西或许能够换得某种短期的现实好处，但是作品本身就只是一个工具，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沈从文受到了家里人的集体误解，所有人都投入到新社会的建设中去，只有他仍然有些问题思索不清楚，成了拖大家后腿的人。他自甘躲进博物馆，做一个淹没在群众中微不足道的分子，这个或许也是对他来说最合适最简便的生存之道。他延续自己另一个爱好，中国服装史、陶瓷史、山水画史等等，他可以日复一日的在没有办公室的午门城楼上做枯燥工作，过手几十万件文物，搜集大量专题资料，始终以寂寞保持了自己的纯粹。回看沈从文的家书，他在时代中过着最简朴生活，身处边缘地带，对当时热闹的同行，当时惨烈的斗争，有种看透一切的狡黠，也有隔岸观火的庆幸，有着内心绝大的狂妄和自尊，也有着对自我世界完整的绝大的坚守。这个人，可以说是内心如狮如虎的，但从外表来看，他怯懦，内向，整个人摇摇晃晃，不起眼。当然，他在49以后，是孤绝的，无人搭救的，只有他自己，用难以想象的力量，坚持了一个完整的自己。沈从文《中国服装史》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获得出版，而其他的专题作品，如今也不见问世。所以，这本身就是功利的世界，也无可厚非，一切都事出有因，一切也都有踪迹可循，每个人的性格早就了每个人的际遇。
在一个如狼似虎的世界里，你自己是谁，你是否知道，在一个实际上从来都没有真正进化的原始丛林中，每个人坚持这饮啜同类的血，来获得自己生命的延续，而这个时候，你是选择做一个冯友兰式的藏拙的人，有进有退，守住自己。还是选择做一个丁玲式的， 向当权者奉献自己的热情，成为一个图解符号的功利主义者。又或者向沈从文，甘愿做一个底层的不足道的人，以对世界的放弃来获得自我的最大成全。我可能还是会偏向沈从文所选择的道路。
在沈从文的一封家书里，这样写道，那时我的作家朋友们正在世界各国飞来飞去，参加会议接见外宾。而我清早即起床，吃一个馒头，步行至天安门，开始一天登记文物的工作，到了6点钟，从午门城楼上看黄昏日落，即步行回家。有时天雨，即披一个麻袋。
从字里行间，这种生活却是富有诗意，最是一个作家本分的。（《人有病，天知否》书评/vangoghsm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