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很忙，社运很好，学界很乱

老赵很忙
老赵是谁就不用说了，他前半生的故事也无需多言。现在他一年在芝加哥大学上三门课，一般是一个季度两门，另一个季度一门，平时还经常开些学术会议，暑假寒假则到中国去搞学术活动。他手下带着好几个博士生，还有一大堆硕士生、本科生和访问学者来来往往。在芝大，凡是跟社会学/中国研究/社会运动沾点边的华人学生和访问学者，基本都要跟老赵搭上几句话，本地学生和外校的一些学生有时也会请教他，Office Hour基本上不会剩空缺，电邮更是不用说。他说，真是忙得不行啊。
老赵的办公室在芝大最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社会科学楼四楼。和其他很多老师一样，里面装饰简朴，最触目的是两旁书柜上的一大堆中英文书籍。老赵并不坐在办公桌后面见学生；房间里有一张小沙发供学生坐，他则走出来坐在对面的一张办公椅上，先放松着听学生的问题和意见，然后绷起来开始说话，不停地说个10几20分钟。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就是这么被他连珠炮式的话弄忽悠着上了贼船。
不管有多忙，老赵上课还是一丝不苟的。老赵去上课，总带着一个黑色的大茶杯，杯里装着茶叶。一坐下就开讲，一讲可以讲一个多小时，中间除了偶尔喝喝水和学生讨论，没有别的停顿，只有中间10分钟break的时候赶紧出去往茶杯里添水回来。不论是研究生的seminar，还是本科生的lecture，都是这么一套模式，他讲话占了压倒性分量，有时候学生提问一个很细小的问题他也可以说出很多东西来，文献和观点信手拈来，让人眼花缭乱。这样的模式肯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他还是照讲不误。有学生疑惑Mao时代中国大锅饭模式效率到底是不是那么低下，老赵就给他们讲自己的个人经验：在宁夏的工厂怎么用一上午做完定额，剩下的时间设法躲开主管，看书自修考大学。有美国学生搞不懂Herbert Blumer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是什么意思，他说Wen Ge时候那么多人山呼猫竹席万岁、跳忠字舞就是那种感染，还亲自比划了几下动作。有美国学生问他，Wen Ge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随口说：最近不是在播Game of Thrones吗？去看看那个就知道了。有学生问他能不能用最简短的话概括做研究多年的心得，他说：我觉得人就是有感情的大猩猩，或者有感情的昆虫。
老赵确实很忙。外人看来，能像他这样忙，似乎也挺好的。个中的滋味，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社运很好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这本书，有两个我觉得“名不符实”的地方。老赵在第一版的序言里说，这本书脱胎于他在麦吉尔和芝加哥讲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课，不过那门课的深入程度以及需要阅读的文献量，对比起书中的论述和文献量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老赵组织文献的框架、以及对于方法论的点评和思路，更多地来源于（也可能是后来形成了）他给研究生上的高阶课程“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Logics of Social Science Inquiry）——我还记得拿到这门课syllabus时候自己张大口半天合不拢的神情，要读的东西实在太多，老赵还特意“照顾”我们说每次来上课至少要读完一半；最后算是勉强啃下来。另外一点是，这本书名为《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其实书中提到的社会/政治运动，如果用Charles Tilly的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谱系来看，可以说除了“总体性地改变社会制度”的革命涉及较少之外，已经无所不包，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政治运动”范围（然看他大篇幅引用Kornhauser、Mann、Moore和Skocpol，还是打了颇多擦边球的）。
这本书，一方面确实是一份研究生级别的讲义，另一方面也是老赵的方法论评价、知识谱系展示乃至个人学问和思考进展的路线图。老赵避免了一般中国教材很容易陷入的以时间为唯一线索、简单堆砌西方理论“说了什么”然后随便提几句对于中国来说“有什么用”的模式，而在时间维度上增加了两个重要的线索：各派理论之间的对话和对立关系，以及欧洲和美国社会运动理论各自的趋向。具体地说，由于理论间的传承关系往往是后浪推前浪，时间维度还是存在的。但如果只看哪些人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那么西方理论体系呈现在眼前的样子就像一只大蛋糕一样，似乎人人都在齐心协力地层层叠、反复涂抹，其中各人的争论、理论之间的关系、它们对于整个命题到底贡献了什么、意义有多大，这些重要的问题则在和稀泥中散失了。老赵以自己的理解，加上西方学者总结反思的成果，详细地写下了各派理论之间的争论、理论模式的反复与推进和他眼中各家理论对于理解社会运动生成与发展的作用，同时点出了欧美学人有时候比较尴尬、但不得不承认的欧陆vs美国两股理论潮流的平行发展和交互，这样便为中国学生学者们建立了一个鸟瞰图，在其中我们不仅能快速地入门西方现成理论，更重要的是能很快地搭上某些脉络，寻找对话伙伴或对手——这其实是理论创新和本土化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阅读本书还可以发现老赵近年来从政治社会学逐步转到历史社会学的思路变化。社运或者说抗争政治，是老赵起家的根本，但他从这个切口里已经看到了更宽广的视界。如果从老赵自己的“结构—变迁—话语”三分体系来分析的话，他在分析广场事件时重视的是相对静态的结构，即从当时的国家—社会关系及由此而形成的大学校园里独特的地理和组织生态结构去分析事件的起源；在此过程中他并用这一结构视角去整理西方现存的社会运动理论，发现它们都可以统一在这个框架里。逐渐地他发现各国的不同国家—社会关系结构背后有着截然不同、但也许可以相互比较的发展路径，恰恰是这些不同的路径、作用于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形成了不同的抗争政治模式，于是他逐渐开始重视“变迁”这另一个维度，即结构变迁的机制为何。至于“话语”这方面，老赵反而比较怀疑，并且在书中、在讲课中都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过分强调“文化”作用的理论可信性和可证伪性的批评；尽管他强调美国这种国家之所以不会爆发大规模的抗争政治，是存在一个“相对较有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他更重视的还是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在国家—社会结构和各阶层行为中的表现。可以说他更多地还是一个会照顾个人心理情感和文化、但将其视为渗透于结构之中的结构—变迁主义者。
最后，老赵锐利却又狡猾地把矛头指向了天朝。他一方面开宗明义地表明自己就是要对天朝事务指指点点，另一方面总是在完成正儿八经的学术论述之后才隐晦地对天朝现状说一说话，将最多的话（未来天朝国家—社会关系所不得不调整的方面）留到自己总体框架都对读者说清楚之后才来说。对此我也愿意多说几句。在美国的时候，除了听老赵的课，也上过一门由美国老师教的社会运动课程。但这门课上，对于社运理论的回顾，只是简单读读Doug McAdam等人编写的文集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Social Movements，便马上从黑人民权运动开始大谈欧美社会运动的发展状况，仿佛“社运”这个概念从黑人民权运动开始才有意义。至于理论工具，则无非在美国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资源动员、政治过程和文化框范三大流派，每个理论刚好花三周时间（芝大一个学期只有10周）。尽管课堂讨论很热烈、有过社运实战经验的同学不断地扔出自己在各国的个人经历以作谈资，但理论的深刻程度比老赵差了很远，对于分析天朝问题来说更是几乎全无作用，或只能生搬硬套地寻找那些形式上可以一说的东西。而那些拥有丰富社运经验的同学却毫不犹豫地就接收了这些现成的理论工具（tool kit），并开始解剖从美国到瑞典、到埃及乃至到斯洛文尼亚的社运。在我个人看来，由于美国政治、社会制度和历史发展路径的特殊性，目下流行的资源动员、政治过程和文化框范三大流派，已经把问题焦点转向了“社会运动如何组织和开展/抗争政治在体制的缝隙中发展出什么新形式”，但对于天朝来说更有意义也更具历史感的命题其实还是“社会运动如何可能/围绕什么问题发生/抗争政治为何激化/随着体制的改变它们的源头还会有什么变化”。我并不是说天朝学人必须搬用Kornhauser、Blumer、Huntington等人的“病理学”思维模式上来从头开始才能理解本国社运（它们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也许足够），而是感觉如果真要发展出理解天朝社运的“本土化”理论框架，则要学习老赵这样带着问题意识从头梳理起、进而逐步勾勒出一个可供对话的理论体系的耐心和毅力，而不能轻易地就搭上流行时髦理论的便车，否则终究又沦为“为美国/欧洲理论提供一注脚”而已。老赵算是迈出了一步，接下来的工作则可能要经过数代人的努力。
学界很乱
老赵在课堂上总会用很cynical又不留情面的口吻批评美国学界的作品。他说了不少Skocpol同手下学生怎么吵架的故事。他认为Tilly是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但也认为他太过于看重欧洲经验、对学生教授的永远是那么几套东西，于是他的学生统统成了“小Tilly”。他直斥Andrew Nathan“找政治派系找上瘾了”。他甚至认为James Scott在东南亚花了多年田野所提出的“弱者的武器”他只需要课堂上就可以观察到（用他的原话来说，“你们之中不愿意听我课的人现在不都在电脑上刷Facebook嘛，这就是弱者的武器”）。他唯一很少说坏话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脾气古怪视角也古怪的Andrew Abbott，另一个是史学起家、逐步融汇贯通反思现成理论的William Sewell。Roger Gould也是他经常谈起的人物，可惜英年早逝，他在书中、在课堂上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的惋惜。
老赵在书中对社会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评点，有很浓重的个人色彩。我以为，这还是同老赵自己在美国学界打拼立足的经验有关。当年广场事件发生后，不论是受刺激的海外中国学生学者还是认为又提供了一个有用案例的欧美本地学者，都纷纷操起各种理论工具来研究此事，在社科界比老赵资历深、当时风头比老赵劲的也所在多有（比如从中国文化角度出发的Lucian Pye，用博弈模型研究当时学生和天朝策略的Deng Fang，以及芝大政治系的老教授Tang Tsou）。但这些研究最后能如老赵一样获得算是比较广泛的认可的并不多。老赵说，自己虽然提出了颇有趣的空间生态理论，当时很多人（据他说还包括Charles Tilly本人）也鼓励他按这个路子一路走下去、兴许能在资源动员—政治过程—文化框范之外又形成一派“空间生态”理论，但他不想像Jack Goldstone一样，找到了一个变量（人口上升）、一套机制（人口上升—经济压力—社会下层不满—社会精英资源分配问题和意识形态分裂—危机），日后就光靠这一招鲜吃饭，天天拿着一个变量去预测各国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插一句，此君跟Skocpol闹翻以后，搞这个还真是越搞越来劲，一路搞到George Mason的公共政策学院去了）；然而这却是很多美国学者赖以生存的法宝。老赵自己最重视的“宏观”机制视角即国家—社会关系，没有引起美国学界较大的关注（也许是他们已经被以Skocpol为首的国家理论学说疲劳轰炸了太久）；而老赵仅视为一个有趣创新点的空间生态变量，却获得了美国社运学者们的大力赞许，这其中的落差，想必给他留下了颇深的印象。因此他提出学者在问题意识之中必须加入对有意义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重视，并构建清晰的机制，其中作为学者个人生存手段的意味，其实压过了促进学术与理论发展的动机。
老赵对我们的说法是（我不能评判这说法是否准确），美国学界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僵化的模式，通过研讨班上灌输的文献、资格考试、论文中文献对话的要求、方法论的训练，逐渐把博士训练变成匠气十足的训练，出来的人水平不会低于某个平庸程度，但要做出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或者构建出什么新的宏大理论，要么冒很大风险，要么必须等到积累很多年才能试试看。连Michael Mann这样的欧陆大家，在美国也只是呆在一角慢慢写他的大书，还时时被人批评为“无机制/变量混杂/社科味道不足”，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但从他cynical的眼光看来，既然这是现状，那么要在学界生存下来，就只能先这么接受，日后再慢慢做出自己内心想做的东西来。我想，他即将出版的英文新书，也许就是他想要和更高层次西方理论对话的尝试吧。
老赵说过这样一句话：太笨的学生，怎么点拨和努力也无用；太聪明的学生，总会有自己的想法，想不受现存体系和话语的限制，做成的当然有，但也有很多做不成的要么屈服于现实要么一直被排挤和不受重视，乃至愤然离开学界；只有那些中等或中上资质、有勤奋劲头也有小聪明的人，可以找到学界的缝隙钻进去生存下来，日后再慢慢发展状大。至于想要出名、写经典东西嘛，老赵说，学界就是这样，你们在世的时候都忙着找生存空间，你们的东西要等你们死了以后经过反复讨论和发酵才有可能被捧上神坛，所以等你们都死了再慢慢说吧。全班哄笑。（《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书评/功夫熊猫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