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而悲哀的无力感

诚如《书单》（Booklist）杂志对于这本小说的评介，“一个坠入爱河的女性对命运的抗争，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想，呼应了《美丽新世界》和《1984》”。这本书的确也应归入“反乌托邦小说”系列。若说“反乌托邦三部曲”是一个坐标系，同类的作品大多可在其中找到此前或此后的位置，那么我所关注的是这本书能否写出新意。
不妨先来说一下这个坐标系。扎米亚京的《我们》写于1920年，1924年最早在伦敦出版英文译本，1927年在布拉格发表俄文原著片段。奥威尔正是阅读了《我们》的法文译本后才决定用此书作为他下一部小说的模型，然而他的借鉴并非延续《我们》的叙述伦理，奥威尔是回溯到了乌托邦成为极权开始的源头进行讲述。大多数读者都是先读了赫赫有名的《1984》，才读的《我们》。因此，《我们》一书反倒更容易为我们理解：它正是处于“一九八四”与“美丽新世界”其间的政治预言。
如果《1984》写的是现代社会，那么以外的这两部则是未来社会。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就是个人在变态社会下究竟能异化到何种程度。温斯顿所处的那个世界还存在恐惧，还时有战争，还频发告密，还存在阶级，社会结构靠仇恨稳固，是显而易见的冷酷无情，待到了伯纳与野蛮人约翰的新世界中，恐惧消失了，战争也消失了。虽然仍有告密，但彼时的告密已被人们称为帮助，并且人们也相信他们告发别人是出于友好博爱。在《美丽新世界》中，连暴力机构也不复存在，维持这个社会稳定的开始变为群众。当人人满含热泪，微笑地将一二“病人”（出现自由思想的人）告发时（连告发都很少了，而是真诚地劝你服上半片梭麻），我们大约已经看到了一个更加恐怖的世界，所谓乌托邦的终极之境。
“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隐含时间并不是创作的先后顺序。恰恰是写得最晚的《1984》中的境遇离我们最近，而开山之作《我们》则要推到《1984》之后。《美丽新世界》是可能预料到的最坏结局。在“1984”之后，将会有无数条道路，《单位》写其一。它的警示意味或许不如《美丽新世界》强烈，但却是最贴近现实的结局。
虽然《单位》仍属“科技治国论下的乌托邦”（Technocratic Utopia）下的创作，但就中所写人物并非“博爱”得丧失理智。《单位》与《美丽新世界》大概同属一个维度，它们写的都是后极权时代的可能。但前者与现实联系较为紧密，指涉的也是西方福利社会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这本书既符合反乌托邦小说的叙述伦理，也在于我们的想象力之内。
小说的场景大部分被置于一个封闭空间，亦即书名“单位”所在。这么做是聪明的，因为它能使虚构的叙述伦理被读者接受，从而避免了疏离感。进一步说，开篇之后五十岁的主人公多丽特立刻被送往“单位”，同时也引出了本书叙述的前提——凡年满50岁的女性和年满60岁的男性，若单身、没有子女、没有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就会被定义为“无效用人”，被政府强制送往“单位”，享受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代价是接受全方位监控，参与各项医学实验，并无条件捐献器官以延续外面世界中“有效用人”的生命，直至身体的重要器官被“清空”。“单位”是封闭的，是谓反乌托邦小说一贯特色；但这本书中推为强制性的事情又是福利社会普遍存在的器官捐赠，而人物表现亦合情合理，端的在读者的想象力之内。
主人公多丽特甫入单位时，曾愤怒于这一套社会规则，咨询她的心理医生阿诺尔德。两人就存在的意义针锋相对。心理医生阿诺尔德问：“谁是我们的统治者？”多丽特答道：“我不知道。国家或者工业或者资本，也许是大众媒体。也许四者都是。也许工业和资本是一回事。总之，那些促进经济增长、维护民主政治、保障社会福利的人，他们就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他们拥有每个人的生命，而生命就是资本。这种资本公平地分配在民众中间，以促进再生产和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民主政治。我只是一个保管自己的重要器官的懦夫。”阿诺尔德说那些“无效用人”的器官都被用来支持“有效用人”的生命延续，这其实也是“单位”这个世界中官方的思维。
多丽特慢慢地接受了“单位”的运转规则，并且她始终无意挑战，这也是本书与其他“反乌托邦小说”的不同之处——也因此故事始终是凝重而令人绝望的，更能令读者体会场景的封闭。同时，她在这个世界中遇到了朋友，遇到了爱人，且生下一女。虽然小说接近尾声时多丽特被好心人施救，得以逃离“单位”，但又为了与朋友的承诺而归来。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读这本书时一面固是悚然，但另一面则又觉得很亲切。相比《美丽新世界》中可能预料的最坏结局，《单位》无疑更贴近历史发生的规律。换句话说，前者重在警戒，因此不免有科幻色彩，而后者则重逻辑，相对而言是实实在在指出未来的景象。我们觉得亲切，却不过是感同身受、可以想象的悚然。
关于《单位》“在于我们的想象力之内”这个特色，可以再举一例。多丽特问男友约翰内斯：“你觉得我们在这里写的那些违背主流观念，或是触及政治禁区的作品，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会被销毁吗？”约翰内斯对此持否定态度，解释道：“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民主社会，而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一大根基——如果没有言论自由，这个社会就会崩溃。因此，因为所表达的主题与社会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不符，就销毁文学或是艺术作品，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即使是让政府厌恶的作品也会保存归档。”
主人公对于单位不予以反抗有很多因素，性别是其一，在“单位”这个世界与我们现实世界有着极大相似也是其一。质而言之，除了那一套叙述伦理，捐赠器官被推为强制性是异于现实的，其他大都正常。此刻再回过头来看主人公最终重返“单位”或许有着更大的悲凉：多丽特像是在接受者这个世界运转规律一般接受着自身的沦丧——当一切都符合常理时，恰恰是这个世界的不正常，而悲哀的是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失去了异议的反应机制。
小说看似圆满的结局有的却只是个人面对历史与未来胁迫的无力。这种无力永恒而悲哀。（《单位》书评/出何典齋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