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的建置沿革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3-2-23 15:14:33

大理的建置沿革

大理州历史悠久，早在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境内就设有叶榆（今大理）、云南（今祥云）、邪龙（今巍山）、比苏（今云龙）、嶲唐（今云龙漕涧和保山部分地区）等5县，归益州郡管辖。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又在今永平县地增设博南县，隶永昌郡。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三月，诸葛亮南征云南后，在今祥云县增设云南郡，下辖7县，大理州有云南、邪龙、叶榆等3县。另永昌郡下有博南、比苏、雟唐等3县。大理州共有6县。两晋时，又在今大理市属的洱海以东和宾川县的部分地区增设东河阳县，隶东河阳郡，此时大理州境内已有3郡（西河阳郡、东河阳郡、云南郡）和8县（云南、邪龙、叶榆、博南、比苏、雟唐、云平、东河阳县）。

隋代，在大理设越析州（治所今宾川），县没有变化。

唐初，在云南设南宁州总管府（后改都督府），大理改属戎州都督府（治所驻今四川宜宾）。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在姚州（今楚雄姚安县）设姚州都督府，大理归属姚州都督府管。大理地区先后设有浪穹州（今洱源）、邓赕州（今洱源县邓川）、越析州（今宾川）、沙壹州、阳瓜州、蒙舍州（均在今巍山、南涧境内）、双祝州、江东州（在今弥渡）、匡州（今祥云）、曾州（今凤仪）等羁縻州。唐初，在大理洱海地区，同时出现了六个较大的部落，史称“六诏”。即蒙舍诏（因在六诏之南，又称南诏）、蒙嶲诏、施浪诏、浪穹诏、邓赕诏、越析诏。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地方政权，并臣属于唐，和唐相始终，传王位13主，历253年（从南诏始祖细奴罗受张氏禅让于公元649年即位起算，也有165年。

宋代，段氏建立大理国，臣属于宋。大理国从后晋天福元年（936年）建立至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灭亡，历时317年，其中在大理国政权之前，在大理的历史上先后更迭过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3个短暂的地方政权，历时34年。

元代，建立云南行省，云南的政治中心由大理移到昆明。元初大理设立大理上万户府、大理下万户府，相当于今地州一级的机构，后改为大理路，“领司一、县一、府二、州五，府领一县，州领二县”；在鹤庆增设鹤庆路军民府，领剑川县。

明代，在今大理州境内设立3府（大理蒙化、鹤庆）、4州（宾川、赵州、云龙、邓川）、6县（太和、浪穹、云南、剑川、定边、永平）、1个十二长官司（今祥云县楚场4）。

清代，基本沿袭明代府州县不变，将属楚雄府的定边县（今南涧）裁归蒙化府（今巍山）。民国3年（1914年），裁府州为县，大理州境内设12县：大理、凤仪、洱源、剑川、鹤庆、云龙、永平、漾濞（新设）、蒙化、弥渡（新设）、祥云、宾川。民国后期，在今巍山、大理、鹤庆设置3个政专员公署，巍山下辖今临沧地区大部分属县，大理下辖今大理州所属大部分县，鹤庆下辖今丽江地区属县。

大理的民族与人口

大理州是以白族为自治民族的自治州，1997年《大理统计年鉴》统计，全州主要有25个民族，其中人口上千人以上的有汉、白、彝、回、傈僳、苗、纳西等7个民族，这些民族也是在大理州境内定居最早的民族。大理州是人类早期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50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境内发掘了古人类居住的剑川海门口遗址、苍山马龙、白云、佛顶遗址、洱海沿岸海岛、鹿饿山、汉邑村铁架山等遗址、宾川白羊村遗址等，出土了大批新旧石器时代的石物：如斧、锛、凿、刀、锥、镞、环、垫、纺轮等；陶器：如罐、瓮、壶、钵、盘、盆等，器物上有划、拍、附加堆纹等纹饰；骨器：如针、锥、纺锤、穿孔角饰、雕花角片、穿孔兽牙、钻孔骨片、穿孔兽爪等，多为猪、牛、羊和野兽骨；铜器：有铜钺、斧、镰、钩、凿、锥、针、镯等，大多数为锡青铜，余为青铜，红铜。这些遗址遗物的发掘，证明远在三四千年以前，大理州就有人类的祖先居住。汉代文献，也有关于大理地区古代人类的记载，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述的“嶲、昆明”部族就是大理州境内的最早人类。以后各代文献都有记载，如两晋南北朝时期文献中的“夷”，隋唐时期文献中的“乌蛮”、“白蛮”等，这些古人类是现今大理州境内彝、白族的先民。

境内的土著民族主要是彝族和白族，两汉至清的文献称彝族为“昆明”、“乌蛮”、“罗罗”等，新中国建立后，经过民族识别，定称为彝族。主要分布在境内的南部、西南和东南部，即巍山、南涧、漾濞、祥云、弥渡、永平等县，其余各县有少量分布。白族在清代以前的文献中称“滇僰”、“叟”“西爨”、“民家”等，新中国建立后，经过民族识别，定称为白族。主要分布在洱海地区及其周围，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云龙等县为聚居区，其余各县均有分布。汉代时，汉族就已由内地迁入大理，唐代以前迁入的汉族人口因数量少，已融合于土著民族之中。明代，在云南设卫屯田，大批汉族进入大理，现今境内的汉族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后裔。回族云雾也是外来民族，他们是西域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后裔，在元代随忽必烈和明代随傅友德、沐英、蓝玉征大理进入，以后经商又进入一部分。主要聚居在巍山、大理、洱源等县市，其它县有少量分布。傈僳族是从乌蛮中逐步分出来的，史称“施蛮”、“顺蛮”、“卢蛮”、“力些”，唐宋时期即有少部分在境内的云龙县靠近怒江州边界定居，其他如宾川、鹤庆、巍山等县境内的傈僳族是清代至民国年间从滇南迁入定居的，境内各县均有少量分布。至于其他各个民族都是因经商或婚配在民国年间和建国后进入的，主要分布在机关厂矿，少部分在农村。长期以来，境内的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大理辉煌灿烂的文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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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的崛起

7世纪中叶，洱海周围地区出现了六个名为“蒙舍诏、蒙嶲诏、越析诏、浪穹诏、邓赕诏、施浪诏”的地方部族政权组织（“诏”为“蛮语”，意为首领、国王），史称“六诏”（也有将曾短期存在的“时傍诏、矣罗识”计算在内，称为“枚诏”）。与此同时，地处今西藏的吐蕃势力也急剧膨胀起来，为了遏制吐蕃势力的发展，加强对云南地区的控制，唐王朝一方面加强在云南的军政设施，在已设置蜻蛉、弄栋（今姚安、大姚）县的基础上开设姚州都督府，并派唐九征率领军队收复吐蕃占据的西洱河地区，焚毁吐蕃在漾水和濞水上建造的铁桥，切断了吐蕃与洱海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扶持亲唐的蒙舍诏征服邻近的五诏而“合六诏为一”。由于蒙舍诏位于洱海最南端的蒙舍川（今巍山一带地区），故史称其为“南诏”。南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后，唐王朝任命其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赐名“归义”，归姚州都督府节制。唐王朝将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滇西广大地区交由皮逻阁管辖，使其得以建立起一个较为强大的地方政权，以此作为抗衡吐蕃的重要力量。关于蒙舍诏即南诏的崛起，历史上曾流传着种种的传闻。其中传闻最为广泛的，恐怕莫过于胡尉本《南诏野史》中有关“张东进求禅位于细奴逻”和“火烧松明楼”的传说了。张乐进求禅位的传说，主要讲蒙舍诏的始祖细奴逻素有祥异，一次在参与部落首领张乐求召集持祭祀铁柱的仪式时，铁柱顶上的金镂鸟突然飞到细奴逻肩上，八日才去。张乐进求认为天意有所属，于是便主动禅位于细奴逻，细奴逻便即位建立了蒙舍诏。

“火烧松明楼”的传说，是说皮逻阁为了统一六诏，预选用易燃木料——松明（脂）建盖起一座高楼，然后便邀请五诏前来进行会谈，并在松明楼上举行酒宴。当五诏酩酊大醉之后，皮逻阁便下令放火焚烧，顷刻间五诏便随着松明楼化为灰烬。此后，皮逻阁便乘虚而入，毫不费力地夺取了五诏的土地。“火烧松明楼”的传说成为后世白族火把节起源的传说之一。

然而，传说毕竟是传说。事实上。皮逻阁统一六诏，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南诏利用五诏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分化瓦解，最终征服五诏，先后用了大约20多年的时间。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不久，历史又一次给了南诏征服爨部的机会。隋朝史万岁征云南后，爨氏势力受到致使打击，爨氏雄长云南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然而，隋王朝短暂的统治，很快便在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下结束了。唐朝初期，为了稳定边疆，唐王朝将被俘押长安的爨玩之子爨宏达释放回云南，允许他将其父爨玩尸体带回安葬，并任命爨宏达为昆州刺史，恢复了中央对云南的羁縻统治。为了加强对爨区的控制，唐王朝于天宝初年（742）企图打开一条从安南（今越南）以步头（今建水南部）至戎州（今四川西北的茂汶地区）的交通路线（史称“步头路”），并在安宁筑城驻军把守。由于步头路南北纵贯爨区，引起爨氏部族首领的极大恐慌，于是以昆州刺史爨日进、南宁州刺史爨归王和爨氏大姓璺崇道为首发动了大叛乱，攻陷安宁城，杀掉筑城使竹灵倩。为了平息叛乱，唐王朝命皮逻阁征讨爨氏首领。皮逻阁一方面采取武力迫使爨氏降附，一方面又向朝廷为爨氏说情而成为爨氏的保护者，并通过分别将两个女儿嫁给爨归五和爨日进儿子的方式，与爨氏联姻结盟。不久，爨崇道受人挑唆杀其叔爨归王和弟爨日进。为报夫仇，爨归王这妻姹派使者向皮逻阁求援。皮逻阁便又利用爨氏自相残杀的机会，彻底剿灭了爨氏的势力，用武力将滇中地区的西爨大部分居民胁迫迁往滇西永昌城（今保山）一带，东爨则逃亡散落于山林谷地。于是，南诏的势力范围便从滇西扩展到滇中、滇东一带，基本揽括了云南的大部分地域。

其后，随着与唐王朝的关系恶化及天宝战争的胜利，南诏的势力不断扩张，最终统一了云南。经过《南诏德化碑》所称的“西开寻传，北接阳山，南荒奔凑，东爨悉归”之后，南诏的统辖范围比初期扩大了好几倍，包括了《新唐书·南蛮传》中记载的“东距爨（今滇、黔连接地），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方），西摩伽陀（今印度境内），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西南骠（今缅甸曼德勒一带），北抵益州（以今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今川东南与黔西北连接地）”的广袤区域。为了治理云南，据樊绰的《蛮书》（即《云南志》）记载，公元794年南诏在全省设立了六赕、七节度，而据《新唐书》载，公元879年又发展为十赕、六节度、二都督。南诏的统治几乎遍及整个云南省范围，成为云南有史以来最为强盛的地方政权。

南诏势力的急剧崛起，是云南地方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意味着中原王朝的影响已深入到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在中央王朝的支持和任命下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地方政权，进而统一了云南的部分区域，结束了历史上长期群雄纷争的割据局面。而且也意味着，在经历了长期在王朝对称雄各地的部族首领衽羁縻政策和名义上的松散统治之后，云南开始有了一个真正的以中央王朝身份进行实际统治的强有力的地方政权，为后世、特别是元朝建立行省打下了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南诏的崛起，翻开了云南历史的新的一页，对于云南乃至于中国的历史，就将产生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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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碑与南诏归唐

唐朝在天宝十年（751）对南诏的征讨之战失败后，宰相杨国忠“耻云南无功”，不甘心失败，强征暴敛，欺上压下，经过两年多紧锣密鼓的备战工作之后，更大规模的征南之战爆发了。

天宝十三年（754），唐王朝命大将李宓率兵20万再度征讨云南，士兵的父母妻子奔走相送，“生人作死别”，哭声震野。目睹这一惨状的大诗人李白在《古风》中描述此种情景：“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擢两无声。”这样的部队自然是没有战斗力的。李宓孤军深入，进逼南唐城，遭到了南诏与吐蕃的合力夹击，结果李宓阵亡，全军覆没，20万大军“弃之死地，只轮无返”！

天宝战争千万民怨沸腾，财力减耗，加之第二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的盛世宣告结束，无力顾及云南了。阁罗凤统一了云南全境，并不断扩大领域，雄踞南疆，但云南各族人民与中原的往来并未因此中断。在种族人民统一愿望的压力下，阁罗凤仍为将来的“归顺”留下了后路。他命部属收拾唐军阵亡将士的尸体“祭而葬之”，这就是今人看到的点苍山麓“万人冢”。之后，又在王都太和城立德化碑，表明其叛唐实出无奈，决心“世世事唐”，并说：“我上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

统一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自古以来就是云南各族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在阁罗凤叛唐40年之后，其孙异牟寻在内外种种矛盾面前，接受了清平官（宰相）郑回的建议，开始谋求归唐的道路。这一举措，下符合当时的唐王朝“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意图，因此，从贞元三年（787）开始，唐王朝新任剑南节度使韦皋便连年致书南诏，争取其归唐。贞元九年（793），异牟寻决心归唐。韦皋即派出巡官崔佐时于次年正月到达南诏阳苴咩城（今大理），与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盟词指出：南诏全部落归附唐朝，不再与吐蕃“私相会和”，“或辄窥侵汉界内田地”，而汉亦不能“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如有患难，应予救恤。贞元十年（794），唐王朝派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到云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袁滋进入云南，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为了纪念此事，作为政治家和书法家的袁滋，亲自题写了册封事由，刊刻在今盐津豆沙关（石门关）的山崖上，至今犹存。

南诏自反唐到归唐，其间经过了42年的历史。南诏归唐之后，韦皋为了长久地维系唐王朝与南诏的关系，巩固南疆，又主动提出废除属国送子弟至京城充当人质的制度，但南诏为了表示归唐的诚意，则一定要送。为了传播中原文化，南诏每年派子弟到成都学习，“教以书数”，如此50年不断，培养人才数千，这对发展云南经济文化起了积极作用。韦皋又派工匠教习南诏制造坚甲得弩，致使云南武器精良，直至宋元以后仍闻名全国。

南诏的衰亡与大理国的建立

异牟寻归唐后，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翻开了新篇章。在异牟寻之后的数十年间，唐王朝与南诏之间基本保持了一个相对平静的状态。唐元和十一年（816），南诏幼主劝龙晟被重臣王嵯巅所弑，朝政被王嵯巅所操纵。唐大和三年（829）后，南诏开始频繁向周边地区发动征伐战争，至世隆时期（860～877）则战事频仍，据范祖禹《唐鉴》二十一卷记载：“自咸通（860），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长期穷兵默武的征伐战争，不仅给周边地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而且也极大地消耗了南诏的财力物力。据胡蔚本《南诏野史》记载“世隆以来，用兵五十余年，帑藏不给，横敛于民，上下俱困”，使得南诏国内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激化。与此同时，过去一直处于幕僚谋臣角色的白蛮势力，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终于取而代之。唐天复二年（902），南诏权臣、郑回七世孙郑买嗣发动政变，杀害蒙氏统治家族800余人于五华楼下，篡夺了南诏政权，建立大长和国，结束了南诏自细奴逻至舜化贞共13世、247年的统治。

郑氏之后，由于统治者大多贪虐荒淫而宫廷政变不断，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走马灯似地先后更换了三姓国主。郑氏传三世，共26年。后唐天成三年（928），剑川节度杨干贞灭郑氏，立赵善政，改国号大天兴国，10个月后废赵自立。两年后，杨干贞被其弟杨诏（明）所废，不满6年又被通海节度段思平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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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学家考证，段思平出身于南诏贵族世家。据《南诏野史》记载，“段氏，武威人，祖段俭魏为阁罗凤将，唐天宝中大败唐兵，功升清平官，赐名忠国（一说国忠）拜相，六世而生思平”。在闻名遐迩的《南诏德化碑》上，段忠国的碑阴题名赫然位列第一，可见其威权极重，为“开国元勋”之属。此后，段氏世代为南诏重臣，屡有出任南诏清平官、大军将者。段思平初任幕览，即小府副将，后以战功升迁为要害地区之通海节度，势力很大。杨干贞兄弟纂权之后，视段思平为潜在的威胁，“常欲除思平”。段思平被迫逃亡，“就其舅爨羊自匿”。然而，在杨氏兄弟的严密追捕下，一味躲藏也不是办法，段思平只好奋起反抗，联络各部力量起兵攻打杨干贞兄弟。据冯苏《滇考》记载，“善巨守高方，素与思平善，密遣人招思平。段思平与弟思良、军事董迦罗就之……至善巨与高方谋，借兵东方，三十七部皆助之，会于石城，众十余万”。在高方及三十七部的支持下，段思平击溃杨干贞所部军队，杀杨诏，杨干贞出奔，段思平攻占大理，建立大理国。

从南诏衰亡到大理国兴起的这段历史，颇有一些东西值得回味。在唐王朝的扶持下，南诏从一个地处偏僻的地方部落，合六诏为一，成为迅速崛起的一个代表中央王朝进行统治的地方政权。南诏的崛起，反映出在历经秦汉以来漫长的历史岁月之后，随着云南与中原经济文化交往的日趋紧密，中原王朝的影响逐步深入到云南的大部分地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才有可能在在央王朝的支持和任命下，产生出南诏这个强有力的地方政权，结束了云南历史上长期群雄纷争的割据局面。由于其顺应了中央和地方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原与边疆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需求，符合中原和边疆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诏的崛起绝不是偶然的。此其一。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唐王朝和南诏政权，先是唐王朝边吏贪虐凶残副人的反抗，继而杨国忠祸国殃民的一再远征；而南诏得理反击获胜后却不利令智昏，穷兵默武，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国力凋敝，危机四伏，最终几乎是双双同是走向衰亡。《新唐书·南诏传》曾以“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评语，来作为对唐朝衰亡的总结，认为南诏是唐王朝衰亡的起因之一。其实，对于南诏来说，对唐及周边地区无休止穷兵默武的征战，又何尝不是南诏衰亡的一个主要祸根呢？因而段思平建大理国，就吸取南诏穷兵默武导致衰亡的历史教训，正确处理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共享太平，以致能够传22世、300余年。虽然这其中有宋王朝无意经营云南的因素在内，但大理地方政权基本保持对中央王朝的友好态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南诏和大理在处理与中原王朝关系上是如此之不同，其结果也大相径庭。此其二。

南诏合六为一，皮逻阁利用爨氏自相残杀的机会，彻底剿灭了爨氏的势力，并将西爨的二十万居民胁迫迁往滇西永昌城（今保山）一带。东爨由于语言不通、居住分散等而未被迁移，逃亡散落于山林谷地，并逐步填补了西爨迁移后留下的空间。随着南诏加重对滇中及滇东北地区的经营，特别是随着南诏与唐王朝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滇中及滇东北地区的位置也显得越来越重要，散居于该地区的东爨乌蛮被南诏统治者所重视，常常被征调起来作为向周边征战的军队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乌蛮势力开始发展壮大起来。其中，被史家称之为“三十七部”的东爨乌蛮，开始成为云南地方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段思平消灭杨干贞政权，主要就是利用自己与爨判的舅甥“遑耶”姻亲关系，才能顺利取得三十七部的支持而夺取政权。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三十七部常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云南地方史上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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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200多年的兴衰，留下了许多应该深入研究与思考的问题以上三点，就权当“引玉”之作吧。

南诏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选拔

自古以来，每个政权都有一定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和途径。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形成以后，一直延续至清末。科举制度是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和途径，决定着封建教育必然以读书中举为方向。南诏是与唐王朝基本上同时起落的地方割据政权，其政治、经济、军事制度都极力依次唐朝，同样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但南诏并无科举制度，其培养选拔人才的途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从军事人员的中选拔；留唐归来的王臣子弟的选用；从宗教人员即“儒僧”中选拔，所以南诏的教育和人才选拔就围绕着这三方面运作。

南诏是在战争中建立，并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的，因而十分重视战争教育，人才的培养选拔也就于军事训练和战绩考核。“罗苴子”和“马军”的选拔就是这方面的两种主要形式。

“罗苴子”意为“俊秀”，是南诏军队中“戴朱兜鍪，负犀皮铜股排，跣足，历险如飞”，英俊剽悍的武士，可以充当下级军官。罗苴子的选拔考试是军事人才选拔的初级形式，因此，“罗苴子”有“武秀才”的含义，《蛮书》：“罗苴子皆于乡兵中试入，故称四军罗苴子……每百人置罗苴子佑一人管之。”

罗苴子的选拔颇为严格，据《蛮书》记载，须经过五次严格的考试。一、登山：在点苍山顶立旗，先到旗下者为优；二、负重行军：背一石五斗米行四十里；三、泅渡：在激流中浮游二千尺；四、剑术：五、超障：迅速通过一丈三尺宽的深坑。以上五项考试合格者得补为罗苴子。南诏实行兵民一体的乡兵制度，寓兵于农。各地军事组织也就是地方行政组织；平时务农，战时调集则为军队。南诏的军队，政府不负责后勤供应，平时乡兵在家务农，战时一切军需供应均由乡兵自备。农闲时组织训练，每年冬季，南诏中枢政权的兵曹长就行文各地组织冬训。参加训练的每一个壮丁必须自备武器（刀、枪、剑、弓、箭等）和甲胄。武器装备必须精良，凡武器装备不合格或无故不参加受训者必须受罚治罪；同时根据有无马匹，将参加训练的乡兵分为步卒或骑军。此即《新唐书·南诏传》所谓：“壮者皆为战卒，有马者为骑军。”既然“有马者为骑军”，可见有马者并不普遍。即使如此，并非每个有马者都能成为南诏军队中地位较高的马军。

对马军的选拔比罗苴子严格，要求也高得多。《蛮书》卷九记载：“凡试马军须五次上：射中片板为一次上；中双庶子为一次上；四十步外走马掳颇柱中斗子为一次上；盘枪百转无失为一次上；能书能算为一次上。试过有优给。”从以上考试标准看，马军必须做到骑、射、枪法娴熟，除此之外还需“能书能算”，即要作文化考察，没有一定文化程度，不能成为马军。单以考试标准比较，马军也高于罗苴子。假若说“罗苴子”相当于“武秀才”的话，“马军”应当相当于“武举”，选中马军者已是南诏国高级武官的后备人才，所以通过马军考试者“试过有优给”。

正是由于马军的地位较高，南诏民众在非冬训考校之时，也经常进行有关训练。《蛮书》卷九记载：“蛮王为楼，及诸城镇村邑，但有空平处即立木十分尺，刻其上为斗子，中间以墨三寸规之，名曰颇柱。所以试人持竹剑去颇柱四十步外，走马向前掳柱，中斗子者上；中第二规次之；中第一规为下。每农隙之时，邑中有马者皆骑马颇柱下试习。”这里所讲的“楼”及立颇柱的“空平处”，就是训练马军的场所。“楼”是训练书算，教习文化的地方，立颇柱的“空场”就是演武场、校场之类，两者在同一村镇之内不至于有多大的距离。这“楼”和立颇柱的“空场”，“诸城镇村邑”都有，实际就是一种“社学”的形式，这种“社学”以尚武精神主宰。

南诏从成立日起就一直不断进行战争，军事人才的培养，要求十分迫切。马军的训练和考试实际就是对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南诏的军将、大军将等武职官员，便大多是马军里选拔出来的。凡要通过马军考试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专门习算，也就是学习文化知识。这对一般不脱离农业生产的普通百姓来说，是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文化知识和繁杂的武艺训练的；而且要完成这些训练也必须有充分的经济来源作为后盾，这样的经济负担，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家庭是无力承担的。因此，担任马军者和进行马军训练者，其家庭一般都属于上层，即贵族、大姓之类，故通过马军考试者，“试过有优给”也就成为必然。通过了马军考试者，就意味着加官晋爵的宦途已经打通，将来经实战考验，可以升任军将、大军将，进而担任南诏中枢机构各部门的重要官职，甚至升清平官（宰相），这也就决定了在尚武精神支配下的南诏社会里，贵族、大姓子弟进行马军训练，是他们仕途必经的阶段。总之，从战争中选拔人才是南诏官吏来源的主要途径。从罗苴子的选拔，马军的培养、训练、考试，直到中枢机构武职军将、大军将被任命为各部官员，构成了套南诏人才选举制度的系统。从目前的掌握的历史资料看，对于单纯文职官员的选拔，尚未发现有如此完整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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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文职官吏的培养与选拔

作为在战争中成立并在战争中壮大的南诏，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选拔的必然之举，而且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造就了能征善战的军事人才，其中一些人发展成为南诏中枢机构各部门的重要官员，甚至成为辅佐南诏王处理政务的清平官。这说明南诏缺乏单纯的文职官吏的培养选拔制度。从现有史料看，南诏文职官吏，除了从军事人才中选拔一部分外，主要选拔留唐归来的王臣子弟，并选用“儒僧”。

南诏送五臣子弟入唐，最初开始于统一六诏后皮逻阁被诏封为云南王时。封建王朝，历来有要求受封为王者必须留长子在京城任职的做法。据《新唐书·南诏传》：“天宝初，遣阁罗凤子凤伽异入宿卫，拜鸿胪卿，恩赐良异。”凤伽异入唐都长安作宿卫，本来属于人质，但唐朝廷对南诏的人质世子给予优待，封以高爵位，加以笼络，是唐王朝对南诏怀柔政策的具体措施。为增加藩属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对人质（即入朝廷任职作人质）世子给予相当的文化教育影响，此种做法是各朝代都曾使用的惯例。阁罗凤继位，凤伽异回国即为南诏故地阳瓜州（今巍山）刺史，后又以副王身份，营建南诏东都拓东城（今昆明），镇抚鄯阐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凤伽异回南诏即迅速担任此类重任，与其在长安所受教育不无关系。

天宝战争后，南诏与唐关系破裂，世子入质中绝。异牟寻归唐以后，入质人数大增。《孙樵集》卷三中《书田将军边事》文载：“又择群蛮子弟聚于锦城（今成都），使习书算。业就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学于蜀者不啻千百。”又《新唐书·南诏传》载：“（南诏）双请以大臣子弟质于皋（西川节度使韦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这时唐与南诏双方都有意识地增加入质人数，双方各有目的，各有打算。唐王朝一方在于扩大群蛮（主要是南诏）后代的汉文化教育，增加其对唐王朝的感情，促进其文化上、心理上对中原的接近，以利羁縻和治理；从南诏一方看，在于利用唐王朝先进的文化知识及教育设施为自己培养人才，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件事情上南诏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

这时入质的地点已不在长安，而是在接近南诏的成都。南诏王臣子弟分期分批地入学成都，已完全失去了作为人质的作用，南诏无非将此作为自己培养人才的廉价手段，乐于使用，不断增加入质人数，以致千万唐朝负责此项工作的西川节度使难以招架应付的局面。“唐大中初，云南朝贡及西川质子人数渐多，节度使奏厘革，有词人录诏报云南，云南词不逊云：‘一人有庆，方当万国而来朝；四海为家，岂计十人这有费。’尔后纳贡不时，境上骚扰。”（《唐语林》卷二）

从以上史实记载看，自异牟寻归唐以后，南诏王臣子弟以入质的形式到成才就学，基本成为定制，成为南诏培养自己文职人员的一个重要途径。一旦西川节度使要裁减入质人数，即引起南诏不满，其原因在于影响了南诏供此培养文职官吏的计划。

当然，纯粹依靠唐朝培养入质人员，其人数毕竟有限，所以南诏也从另一途径选拔文职官吏，那就是从所谓“儒僧”中选拔任用。

佛教在南诏逐步盛行以后，僧侣中也有一部分人担当南诏要职。最早如阁罗凤之弟阁陂和尚，曾在对李宓作战中起过重要作用。凤仪北汤天董氏家谱中有清楚的记载，佛教密宗教士阿吒黎首领董氏家庭中曾不断有人出任清平官等要职。由于佛教影响的进一步深入，南诏后期出现了所谓“儒僧”，即儒释两通的知识分子。至大理国时期，已成凡习儒者皆信佛的局面。“儒僧”又称“师僧”，已民为南诏官吏人才的主要来源。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大理国时期。

据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记载：“大理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与南诏不同的是，大理与宋王朝彼此封闭，交往不多，大理偏安西南，战争惊扰极少，处于和平安宁的局面，再加南诏时期为文化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大理的人才培养主要靠知识分子的传承，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科举制度。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3-2-23 15:15:56

哀牢与南诏有何关系

保山哀牢和大理南诏，一个是汉代的绝域古国，一个是唐代的地方政权，但在祖先起源上共同信奉“九隆神话”，以及善于驯养和使用马、象等，生活习惯多有相同……据此，可以探寻二者是否存在着“南诏本哀牢后裔”的渊源关系。《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永昌郡，古哀牢国。”即保山在西汉以前，是一片“绝域荒外”的古哀牢国地。而南诏则是在唐代以今大理为统治中心的新崛起的地方政权。但在《蛮书》、《白古通纪》、《南诏野史》等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说“南诏”本“哀牢”后裔。其渊源历史根据是什么呢？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今大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这些“随畜迁徙”的“昆明”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大部分从澜沧江以西向东集中迁徙到了洱海区域。今大理一带的考研资料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昆明”人，他们肯定是要认为其祖先是哀牢夷的。在东汉时，永昌郡辖不韦（今保山）、嶲唐（今云龙县漕涧、旧州），云南（今祥云、弥渡）、邪龙（今巍山、漾濞）、叶榆（今大理、洱源、剑川、鹤庆）、比苏（今云龙、兰坪）、博南（今永平）、哀牢（今腾冲、龙陵、德宏州、临沧地区），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生活在这广阔地区里的濮、越、昆明等哀牢民族，有“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显然，生活在叶榆（今大理、池源、剑川、鹤庆）一带的哀牢民族，也肯定是要追溯其祖先的发祥地——哀牢国中心地的，尤其到了三国（蜀汉）章武初年（221），国家鼎立，地方纷争，永昌郡也处于乱世之局面。蜀汉建兴三年（225）三月，诸葛亮南征平息永昌郡后，设立了云南郡（治今祥云等），将永昌郡功曹吕凯举荐为云南郡太守，同时永昌郡“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治今祥云）、建宁（治今曲靖）界，以实二郡”。这些落藉云南郡的永昌濮民更不会忘记其祖先是哀牢民族的。为此，唐南诏崛起以后，有许多史籍记载说南诏先民是哀牢夷，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当然，我们所说的南诏，主要是指南诏统治民族，说他们是哀牢后裔，已成为定论，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是这样记载。如最先见唐窦滂《云南别录》记：“（开元二十六年九月）戊寅年，册南诏蒙归义（皮逻阁）为云南王。归义之先，本哀牢地。”唐樊绰《蛮书·六诏》说：“蒙皋，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也。”《旧唐书·南蛮传》：“南诏自言本哀牢后。”《新唐书·南蛮传》：“南诏，……本哀牢后，乌蛮别种也。”《通鉴·玄宗纪》：“归义（皮罗阁）之先，本哀牢夷后。”《南诏通纪》：“（哀牢国）其先有蒙伽独，妻摩黎羌，名沙壹，居哀牢山，捕鱼为生。”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蒙氏细奴逻，本哀牢人，后徙蒙舍川。”正德《云南志》卷六：“有细奴逻者，亦哀牢之裔。”《南诏野史》：“九隆氏，哀牢山下。”《白国因由》：“其第九子与母亲茉莉羌同处，其母见邻居不可共处，移居哀牢山下。”《蒙化县志稿》：“倮倮（今彝族）有二种，一种即古之罗罗摩，为哀牢九族之一，唐南诏细奴逻之后也。”这些史料均是唐、宋、元、明、清各代关于南诏系哀牢夷后的官书记载，是有根据的，可信的。

不过这些记述，均追踪于一个“源”——哀牢“九隆传说”故事，后随着哀牢夷（主要是昆明族和濮族）进入了洱海区域，成为南诏的主体民族，即统治者，将广泛流传的“九隆传说”载入了南诏的史册。同时随着佛教的兴起，“九隆传说”也被染上了佛教的色彩。明杨鼐《南诏通纪》说：“（哀牢国），其先有蒙伽独，妻摩称羌，名沙壹。居哀牢山（保山坝东），捕鱼为生。后死哀牢山水中，不获其尸。沙壹往哭，见一木浮触而来旁边漂沈，妇坐其上，平稳不动。遂常浣絮其上，若有感，因怀妊，生九子；复产一子。一日，行往池边，见沈木化为龙，忽语曰：‘若为我生子，今何在？’九子见龙皆惊走，独小子不去，背龙而坐，因舐之，唤其名曰习农乐。母见之，乃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曰九隆。习农乐后有神异，诸兄见其为父所舐而与名，又有神异，遂推以为王，住哀牢山下。又有奴波息者夫妻，生十女子，习农乐兄弟皆之，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著尾。”

可看出，南诏统治民族对自己祖先——“九隆传说”非常崇奉，这也充分说明了南诏统治民族认为自己是哀牢后裔的认这是确信不移的。

另外，从生活习惯上也可看出哀牢与南诏的关系。《永昌记》说：“哀牢王出入射猎，骑马，金银鞍勒，加翠毛之饰。”《后汉纪·和帝纪》：“永元六年（94），永昌夷献犀、象。”可见哀牢人的生活习惯是善驯养马、象等动物的。而南诏民族呢？据《蛮书·条教》云：“（南诏）每家有丁壮，皆定为马军。”又《蛮书·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国》说：“二十五日至安宁城，城使段伽诺出步军二百队，马军一百队，夹道排立。……十九日至由驿，镇使杨盛出马军一百三十队，步军一百七十队，夹道立，带甲马二百人行前。……二十三日至云南城，节度蒙酋物出马军一百队，步军三百人，夹道排立，带甲队一十队引前。……南诏蒙异牟寻阳苴城五里迎，先饰大象一二头前引，以次马军队，以次伎乐队，以次子弟持斧铖。”由此可看出，南诏民族也像哀牢民族一样驯养马、象。

总之，南诏统治民族为哀牢夷后，这是有历史渊源根据的，无论是正史或野史，当朝或后世，都是这样传说和记载，这已成为了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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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王的“权杖”和兵器

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十月二十六日，从羊苴咩城南门外到太和城北门的驿道上，旌旗招展，鼓乐齐鸣，列队三十里，南诏国都倾城出动，迎接唐朝册封南诏的使臣袁滋和他率领的使团到来。南诏王异牟寻骑金銮马，披大虫皮（虎皮），手执双铎鞘，出羊苴咩城五里迎候。异牟寻的这一套披挂装束，是南诏王在最隆重的场面上才用的“朝服衣冠”，是最高级别的礼服。南诏王室尚虎，所以披大虫皮。手中所执的双铎鞘是表示权力象征的器物，是类似于欧洲君王的“权杖”一类的东西。

《新唐书·南诏传》记：“铎鞘者，状如残刃，有孔傍达，出丽水。饰以金，所击无所不洞，夷人尤宝，月以血祭之。”可知铎鞘形状类似有缺口的刀，但“所击无所不洞”，功能又类似唐朝名将胡敬德的钢鞭。

《蛮书·卷七》记：“铎鞘……所指无所不洞，南诏尤所宝重，以名字呼者有六：一曰禄婆摩求，二曰亏云孚，三曰铎菆(音“辄”)，四曰铎摩耶，五曰同铎。昔时越析诏于赠有天降铎鞘，后部落破败，阁罗凤得之。今南诏蛮王出军，手中双执者是也。贞元十年，使清平官尹辅酋献其一。”

从这些记载，铎鞘有以下几点可注意：其一，铎鞘是一种南诏特有，功能厉害，制作精良，装饰华丽的高级武器。其二，锋鞘出自丽水。丽水即指南诏丽水节度辖区，地在澜沧江西，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这一地区是南诏祖先的发源地，铎鞘是寻传故地的特产。其三，对铎鞘“月以血祭之”。铎鞘是南诏带有神圣意味的武器，非同一般。

“昔时越析诏有天降铎鞘”，后为南诏王所得，“南诏蛮王出军手中双执之”，异牟寻迎唐册封使时手中也双执此物，执铎鞘与中原王朝拥有九鼎同出一辙，都是拥有权力的象征。异牟寻以铎鞘之一献与唐朝皇帝，也就是表示南诏王权对唐朝皇权的臣服。

铎鞘是一种南诏特有的武器，更是南诏的“国之重器”。铎鞘“积年埋在高土中”，“月以血祭之”，需要对它进行祭祀。百越民族的“重器”铜鼓也要对它进行祭祀，也是埋在土中。拥有铎鞘也类似百越民族拥有铜鼓一样。

南诏所贵重的兵器还有郁刀和浪剑。

新唐书·南诏传》记载：“郁刀，铸时以毒药并冶取，迎矅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马血，以金犀饰铎首，伤人即死。”郁刀的制法基本与铎鞘一样。郁刀有锋，使用功能是“伤人”，而并非如铎鞘是“洞”。也没有像铎鞘一样“月以血祭之”，给以神圣化。但从其制作工序繁多、精细，装饰的豪华，可知也是南诏的一种具有强大杀伤力的贵重武器。“郁刀次于铎鞘”(《蛮书》语)。

制作铎鞘和郁刀所使用的“造法用毒药、虫、鱼之类，又淬以白马血并冶取”的方法和“中人肌即死”(《蛮书》语)的功能，在云南一直流传，俗称“见血封喉”，只要伤及皮肤，见血即可致人死命。所用的毒性物就有草乌、蜈蚣等等，但问及具体配方和冶制方法，仍如《蛮书》所记一样“俗秘其法”，传说者不知究竟，知情者也不肯轻易将究竟告诉别人。

至于浪剑，在《蛮书》中有如下记载：“南诏剑，使人用剑，不问贵贱，剑不离身。造剑法：锻生铁，取迸汁，如是者数次烹炼之。剑成即以犀装头，饰以金碧。浪人诏能铸剑，尤精利。诸部落悉不如，谓之浪剑。南诏所佩剑，已传六七也。”

从这条记载看，浪剑即浪人剑，是浪人诏所铸之剑。制法与铎鞘、郁刀同出一辙。浪剑未作“见血封喉”处理，虽又次郁刀一级，但南诏王传代的佩剑也十分精美。“不问贵贱，剑不离身”，可知浪剑是南诏普遍使用的武器。一般将士使用的浪剑虽不如南诏王的精美，但也十分锋利、豪华，是有强大杀伤力的贵重武器。“浪诏”即指浪穹、施浪、邆赕三诏，又有“三浪”之称，诏主都是乌蛮别种的“浪人”。浪人当时又分为施蛮和顺蛮，他们都是来自永昌寻传故地的哀牢九隆之后，南诏蒙氏也与他们同祖，所以南诏特别重视越析诏主所拥有的“天降铎鞘”。越析诏被灭，诏主波冲兄之子于赠退往泸北双舍(今永胜)，阁罗凤攻双舍，破于赠的杨堕部落，于赠投泸水(金沙江)后，阁罗凤着力搜寻于赠所佩铎鞘，就是由于铎鞘具有代表权力的神圣意味，得到它就有号令乌蛮浪人各部的权力。这种权力来源于浪人诸部由寻传故地东迁洱海区域之前就有对铎鞘“以血祭之”之俗。祭铎鞘是部落联盟的重要仪式，得“天降铎鞘”者，即取得联盟盟主的地位，可以号令各部。

元代以后的峎峩、峩昌、阿昌与六诏时的“三浪”的浪人同源，长于冶铁，制刀是他们自古以来就承传的绝技。鹤庆、剑川、洱源是六诏时的施蛮、顺蛮和“三浪”的故地，现在这里以冶炼和金属加工工艺称雄；现在的阿昌族也有“阿昌刀”闻名，这都与南诏时铎鞘、郁刀、浪剑的制作传统有关系。在明代他们又都同样吸收、融合了军屯将士传入的中原技艺，所以才制造出了享有盛誉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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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大理国的佛教流派

《张胜温画卷》是宋代大理国画师张胜温及其弟于们创作的佛教绘画艺术长卷。从画卷描绘的众多佛陀、菩萨、尊者、龙王形象看，南诏大理国的佛教信仰十分复杂，其中至少包括了藏密、华密、滇密(阿吒力)、禅宗等教派。

清代乾隆皇帝曾请藏密“活佛”章嘉国师，对《张胜温画卷》的佛像进行了整理审定。从章嘉审定的名称看，画卷中的佛像，大多为藏密教派神祇，也就是说藏传佛教密宗是南诏大理国信仰的主要佛教教派之一。大理与西藏山水相连，交往密切。南、唐天宝战争期间，南诏曾一度吐蕃结盟。藏传佛教密宗传入大理，并为南诏大理国所信仰，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张胜温画卷》中，也有许多章嘉“活佛”无法识别认定的神衹。李霖灿先生推测这些“活佛”无法认定的佛像，大概就是“华密”教派的神祇。因为唐朝信仰的主要是印度大乘佛教密宗。传入中国后，又形成了华密教派。南诏与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汉传佛教“华密”随汉文化传入南诏大理国是完全可能的。南诏大理国遗留至今的写本佛经都是汉传佛经，佛寺、佛塔、佛像等也都是汉传佛教式样而不是藏密式样。因此，华密对南诏大理国的影响，似乎比藏密还大。中原华密教派，唐代以后已退出历史舞台，为禅宗各派所取代。而《张胜温画卷》却保留了众多华密教派的神祇，这无疑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特别是华密教派的珍贵资料。

章嘉“活佛”无法识别的，还有许多大理的“土著”神祇：如和尚张作忠、贤者买口嵯、纯陁大师、法光和尚、摩诃罗嵯、赞陁口多、沙门口口等等。这些大概就是大理地方上的高僧。藏密和华密传入南诏大理国后，融和地方民族宗教、文化、习俗，又形成了“滇密”(阿吒力)教派。上述这些高僧，大概就是阿吒力教的神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诏图传》和《张胜温画卷》中描绘的“真身观世音”即“阿嵯耶观音”。阿嵯耶观音是阿吒力教派供奉的主要神祇，是南诏大理国也是白族最崇拜信仰的偶像。所以画卷中描绘了“真身观世音”的众多化身，如“建国观世音”、“救难观世音”、“大悲观世音”等等。《南诏图传》中描绘记载的老人受观音点化铸造“阿嵯耶观音像”，南诏王隆舜礼拜阿嵯耶观音，并改年号为“嵯耶”等，大概就是滇密教派形成，阿吒力教开始成为南诏大理国国教的标志。

另外，《张胜温画卷》还描绘了禅宗六祖即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的形象。说明南诏大理国不仅信仰佛教密宗各派，而且还信仰禅宗各派。大理国后期直至元代以后，禅宗逐步取代密宗各派，而成为大理地区流行的主要佛教教派之一。总之，南诏大理国的佛教信仰很复杂，仅从《张胜温画卷》中描绘的众多佛陀、菩萨、尊者、龙王形象看，其中就包括了藏密、华密、滇密(阿吒力)、禅宗等各种教派。对其不同的教派、教义、影响等等，一定要具体教派，具体分析研究，而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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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大理国的官制和军制

为了维护地方政权的统治，南诏模仿唐制，有一套完整的官制和军制。南诏的最高行政长官称“清平官”，一般有六至七人，有“坦绰”、“布燮”、“久赞”等称号。清平官辅佐南诏王处理政务，“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六曹是南诏的国务行政机构：士曹掌管官吏调遣；户曹掌管户籍；仓曹掌管财政；客曹掌管礼宾外交；兵曹掌管军事；刑曹掌管刑罚。到南诏后期，六曹改为九爽，分掌原六曹的各项职责。在南诏的高级官员中，还有两名“同伦判官”，负责向六曹或九爽传达南诏王的指令，为亲近南诏王的官职。南诏的高级武官有“节度使”、“都督”等，官号称“军将”、“亲诏大军将”、“大军将”等，地位有高低之分，其中以大军将名位最高。

南诏的武装力量，大致有常备兵、乡兵及少数民族部落兵三种。常备兵是南诏武装力量的主力和核心，一般稳定在三万人左右。常备兵中有一部分的精锐部队，称“罗苴子”或“四军苴子”，是从乡兵中择优选拔出来的。《蛮书》说他们“戴朱兜鍪，负犀皮铜股排，跣足，历险如飞”。

乡兵是南诏武装力量的基础。南诏村邑成员平时从事农耕，战时负担兵役。各地每一百户设总佐一人，每一千名壮丁设理人官一人。居民到万户，则设都督管辖。各地乡兵按村邑分布区域，组成东南西北四军，各以旗帜颜色为别。每方面军设一将，统帅五百或一千人，每四军则设军将统领。

少数民族部落兵，是从境内少数民族中征调的士兵。诸如南诏境内的望蛮、寻传蛮、裸形蛮、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茫蛮、桃花蛮、扑子蛮等等皆被征调。他们都骁勇矫捷，强悍善战。尤其是澜沧江中游以西的望蛮：“其人勇捷，善于马上用枪铲。骑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才蔽胸腹而已，股膝皆露。兜鍪上插牦牛尾，驰突若飞。”(见《蛮书》卷四)在战斗中充任前驱。

南诏之后的长和、天兴、义宁及大理国的官制和军制，史书无明确记载。但从资料看，大体沿袭了南诏旧制，只是某些方面有所变动。如“清平官”一直沿袭至大理国。但“后理国”时期，一般称为“相国”，人数也没有六七人之多，官号亦称“坦绰”、“布燮”、“久赞”等等。南诏后期六曹改为九爽，大理国亦循其旧。类似亲近南诏王的“同伦判官”，至大理国时亦有。大理国时无“军将”、“大军将”、“亲诏大军将”等武官称号，但有“三军都统长”、“都监三军”、“定远将军”、“大将军”等称号。大理国的高级武官，仍然是节度使和都督。其武装力量的体制，具体情况不详。在文职官员中，大理国尚有“粉团侍郎”、“赏米黄绣手披”、 “理模陁道”等官职，但具体职责不详，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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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大理国的国号和王号

六诏合一之前的蒙舍诏，因居于六诏之南，故称“南诏”。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南诏统一洱海地区，标志着南诏地方政权的建立，“南诏”便成为国号。南诏还被称为“大蒙国”，这是因南诏原居蒙舍川（今巍山），称“蒙舍诏”，王室家族以“蒙”为姓。在世隆当政时（860～877），南诏又称“大礼国”。世隆曾一度以大厘城（今喜洲）为都城，因倾慕汉、唐文化，效行“礼治”，故改大厘为大礼。隆舜为王时（878～897），南诏又称“大封人”、“大封民”、“大封民国”。古氐羌语“封”与“白”同音。故其名号实为“大白人”、“大白民”、“大白民国”。有的史书称南诏为“鹤拓”，据考证“鹤拓”乃梵语“乾陀罗”的近音异写，意为“妙香国”。南诏后期佛教盛行，故又称“妙香国”、“鹤拓”。

继南诏之后的长和、天兴、义宁三个短暂的地方政权，又称“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大理”作为一个地方政权的国号，应与南诏王世隆曾称“大礼”有关。“大礼”者为倾慕汉、唐文化，效行“礼治”之意。大理国改“大礼”为“大理”，似有重新调整关系，治理国家，求长治久安之意。大理国中后期，权臣高氏专政，曾一度建立“大中国”（1095），仅一年又还政于段氏，此后大理国又称“后理国”。一般认为“后”即前后之后，事实上大理国前、后期确有很大差别，即前期是段氏当政，后期是高氏专权。

南诏从皮逻阁被唐王朝封为“云南王”算起，共传15主、164年（738～902）。“诏”即王之意，六诏统一前，“诏”又有“酋长”、“部落首领”的含意。南诏王室往往自称“骠信”、“骠信苴”。“骠信”意为“君”，即南诏王之意。“信苴”意为“俊”，王子之意。南诏王隆舜还自称“摩诃罗嵯”。学者一般认为“摩诃罗嵯”即梵语“大王”或佛教密宗护法神“大黑天神”之意。另外，南诏王皮逻阁、阁罗凤被唐朝封为“云南王”。异牟寻、寻阁劝、劝龙晟、劝利晟、劝丰祜还被唐朝册封为“南诏王”等等。

南诏之后，长和国主、大理国王也自称“骠信”。大理国王还自称“摩诃罗嵯”。直至元代，大理国王段氏的后裔历代大理总管，仍然称“信苴”。另外，宋王朝还先后给大理国王加了许多封号，如封段素顺为“云南人国都王”；段素英为“云南大理国王、兼怀化大将军、忠顺王”，又被特授“栓校太保、归德大将军”；段正严为“金紫光禄大夫、栓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等等。大理国王段氏共传22主、316年（938～1254）。

南诏大理国的汉文和白文

南诏大理国时代（738～1253），白族通行使用的应是汉字、汊文。著名的《南诏德化碑》、《护法明公德运碑摩崖》、《昆明地藏寺经幢·造幢记》等等，都是用汉字写成，而且都是书法精美、文词典雅的汊文。《南诏德化碑》称赞阁罗凤“不读非圣之书”；《旧唐书·南诏蛮传》说“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可见南诏的王室贵族一般都有较好的汉文化修养。阁罗凤751年写给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的书信，异牟寻793年写给唐剑南西川节度使书皋一式三份的书信，794年初南诏与唐朝“苍山会盟”的誓文等等，也都是用汉文写成。著名的《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和剑川石宝山石窟的题词，也全是用汉文写成。这些都生动说明了南诏大理国通行使用的汉字、汊文。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3-2-23 15:16:59

南诏大理国的许多白族官员，还能写出精美的汉文诗。如南诏清平官杨奇鲲的《途中》：“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色洗还清。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狖啼时枕上听。”另一位清平官段义宗的《思乡》：“虏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坐久消银烛，悉多减玉颜。悬心秋夜月，万里照关山。”这些诗都收入《全唐诗》，并被誉为“似此制作，实为高手”，充分体现了南诏官员精深的汉文学修养。

同时，南诏大理国民创造使用了白文。但当时的白文不是一种完整、系统、成熟的文字，而是用汉字注白音，作为学习使用汉字的辅助手段。如南诏王隆舜的《星回节游避风台》诗：“……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其中的“元昶同一心”，即白语“君臣同一心”之意，这就是用汉字记白语音的“白文”，南诏清平官赵叔达和隆舜诗曰：“法驾避星回，波罗昆勇猜。河阔水难合，地暖梅先开……”其中的“波罗昆勇”，即白语“老虎野猪”之意，这也是用汉官记白音的“白文”。

在南诏大理国的城镇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白文有字瓦：如“买诺”汉意为“购买”；“官诺”汉意为“官制”。南诏大理国古籍《巍山起因》、《铁柱记》、《西洱河记》、《国史》等等，相传都是用白文写成，可惜早已失传。但遗留至今的《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石城会盟碑》中，奇字连篇，其中就有大量汉字注白音的“白文”。近现代发现的大量南诏大理国写本佛经中，也有大量汉字注白音的“白文”批注，这些都是研究白族语言文字的宝贵资料。当然，南诏大理国时代通行使用的主要是汉字、汉文，白文主要是学习使用汉字、汉文的辅助手段。

南诏大理国以后，白文还在继续发展。不仅出现了用白文写成的《白古通记》、《玄峰年运志》等白族古代史书，而且还出现了《山花碑》等白文碑刻。近现代，一些白族大本曲艺人，还使用汉字记白间歌词。今天，许多白族专家学者，还在地研究、创造、推广、使用白文，即创造使用一套拼音化、科学系统的白族语言文字。效果如何，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南诏的禁军与御林军

历代封建王朝，都建有侍卫宫中及扈从的军队，专司防卫京城、保护皇帝，称为禁军和御林军。作为云南的地方政权，南诏也同样有自己的“禁军”和“御林军”，那就是《新唐书·南诏传》中所说的“王亲兵曰朱弩怯苴”，所谓“朱弩怯苴”，就是系红色犀皮腰带的武士。这些系红腰带的南诏王亲兵，又以身份、职责不同，分为“负排”及“羽仪”。

负排是南诏王及其重要官员的警卫部队，性质与中原王朝的禁军相似，但没有固定数额的人员编制。因人数的不限定，为南诏扩充负排队伍人数提供了方便，以应急时之需。负排由“罗苴子”(即南诏武士)中选出，有统一的服装、装备，一律着韦衫袴(即皮制衣服)。这与乡兵自备给养是不相同的。

显示全部楼层 · 发表于 2013-2-23 15:17:14

《蛮书》卷九记载：“负排又从罗苴子中拣入，无员数，南诏及诸镇大军将起坐不相离捍蔽者，皆负排也。”《新唐书·南诏传》说：“岁给韦衫袴。”负排长期担任警卫南诏王及其官员的任务，不可能再从事农业生产，已变为职业军人，除“岁给韦衫袴”发给统一的服装外，武器、军粮、装备等给养问题也应当是由南诏统一供给。因此负排是南诏的专职军队，直属南诏王调遣。有了这支专职军队，南诏王得以威慑各地方，维持其统治地位。从“南诏及诸镇大军将起坐不相离捍蔽者，皆负排也”这条记载看，各镇节度军将也拥有一部分专职“负排”，但数字似乎应有一定的限制，而且以洱海为中心的王畿要地—原六诏故地乡兵实力也应强过各节度使的实力，如各节度大军将拥兵势力强于南诏王室直接掌握的军队，南诏王统治地位将无力维持。有关此问题的详情及史料现所知者甚少，尚待史家们继续收集、探讨。

《新唐书·南诏传》记载：“以清平官子弟为羽仪，王左右有羽仪长八人，清平官见王不得佩剑，惟羽仪长佩之，为亲信。”这里所说的“羽仪”是南诏王的直接亲信扈从、直接警卫人员，也就是“御林军”，是比负排高一级的警卫部队。羽仪能直接接近南诏王，而负排却不能，负排担任的是外围警卫，如都城的城防及各要塞的控制等等。南诏这种以重臣子弟充当禁卫的法，明显是向唐王朝学习的。唐朝宿卫宫禁的是由勋戚显贵子弟组成的“羽林”，而且南诏“羽仪”一词当与“羽林”有关。在南诏，清平官地位高于军将、大军将，是最高级的官员。从只有清平官子弟才能充任羽仪这点看，似乎只是显示地位的尊卑，而实质上充任清平官的都是出身于南诏政权所赖以依存的白蛮大姓阶层。南诏王的统治正是充分代表了这个阶层的利益，得到他们的充分支持，所以南诏国王也才可能选用他们的子弟充任贴身警卫。

南诏清平官的人数比唐王朝宰相一级的官员人数多，但数量始终有限。用他们的子弟组成警卫部队，人数难以满足，因此还得有其他大姓显贵子弟来补充才行。清平官的子弟则主要充当羽仪长，似为可信。《蛮书》卷九说：“羽仪亦无员数，皆清平官等子弟充，诸蛮不与焉。常在云南王左右，羽仪长帐前管系之。”可见南诏的羽仪，情况与唐朝的羽林同辙，都是由最高层的显贵勋戚子弟组成的宫禁宿卫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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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这个名称从何而来？

在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即大理国建立以前，“大理”一词还没有见诸于有关记载洱海区域的史籍。司马迁的（史记）称洱海附近一带为“叶榆”，当时洱海也叫叶榆泽（又称“叶榆水”）。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这里设置了云南（今祥云）、叶榆（今大理。洱源）、邪龙（今巍山）、比苏（今云龙）4县，隶属益州郡；东汉、蜀汉、晋、南朝，先后归入永昌、云南和东西河阳等郡属。唐开元甘五年（公元737年），蒙舍诏（在今巍山）的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了六诏，建立了南诏地方割据王朝，于公元739年迁都大和城（又叫太和城，在今大理太和村西）。到了阁逻凤的孙子异牟寻又迁都羊苴咩城（即今大理城）。在南诏统治时期，在这个区域一直无“大理”之称。南诏是封建军事奴隶制性质的政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度行将被新兴的封建领主制所取代。反映在南诏统治集团内部便出现了贵族豪强趁南诏政权衰微之机，内则清平官（即宰相）专政，外则节度使（即都督）擅权的混乱局面。在清平官和节度使中，大多数是代表新兴封建领主势力的先进汉族和“白蛮”大姓豪族，其中以郑、赵、杨、段的势力最大。这种状况，造成了新旧势力之间互相争夺政权的局面。

公元897年至公元902年，权臣郑买嗣在广大人民反对南诏统治者的大势下，先后杀了南诏王隆舜及其子舜化贞，夺得了政权，改国号“大长和”。在大长和国建立后36年，权臣东川节度使杨干贞杀了郑隆旦（大长和国三世国王），灭了大长和国，拥立清平官赵善政为国王，国号“大天兴”。过了10个月，杨干贞又废赵善政而自立为王，国号“大义宁’”。

在南诏灭亡后短短的30多年间，这里像走马灯一样先后发生了三个短命政权的交相更替。由于彼此间的混战及实行苛政重赋，引起了奴隶、自由民及各部落百姓的纷纷起义。这时，南诏派往通海的节度使段思平（白族，大理喜洲阁洞垮村人，为南诏开国功臣段俭魏之后）把持地方势力，以“减尔税粮丰，宽尔诺役三载”的诺言，与滇东“三十七部”的贵族反抗武装在石城（今曲靖）会盟，于公元937年率军到达洱海，攻破龙尾城（今下关），打垮了杨干贞，占领了羊直咋城（今大理县城地区），灭了“大义宁国”，建立了号称“大理国”的新政权。据史书记载，段思平建立政权之后，“更易制度，损除苛令”，可见他改国号日“大理”，就是要大大调理各方面的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理”与“治”同义，“大理”即是“大治”的意见。
从此，“大理”一词便被沿袭成为以洱海为中心的白族地区的专有地名。蒙古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革囊渡江”征云南，灭大理国，后建云南行省，国王段氏被任为大理世袭总管。蒙古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置大理路，辖境包括现今大理、洱源、规山、祥云、永平，以及姚安、大姚、保山、腾冲等地，治所在羊在华城。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将大理路改为大理府（云南内地共设有助个府），辖境相当于现在的大理、祥云、宾川、洱源、云龙等县。这当中，作为洱海周围的大理县也数易其名，元朝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置太和县，1913年改名大理县，羊直学城也就改称大理城。由此可见，“大理”一词作为专有地名，是段思平建大理国后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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