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色的眼镜

我一直以来都是个乐天派：小时候我居然认为只有自己是不会死的，因为童稚的我坚信自己是上天的宠儿；长大一点后，我依然本性不改，总觉得自己的前路会一帆风顺，考试、读书、恋爱、就业莫不如此。就拿屡次考试来说吧，无论小升初、中考还是高考，我都高估了自己的成绩，结果落榜不期而至。盲目的乐观让我屡屡碰壁，当冷酷的现实浇灭了我青春的狂想之后，我一度悲观厌世，可之后的我依然会乐观积极地看待世界，然后整理好情绪重新上路。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吗？读罢《乐观偏见》（The Optimism Bias），我顿感释然。本书告诉我们，不着边际之乐观其实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思维倾向于把预期转化为现实。当我们宁愿负债累累却还是买房时，当我们明知股市有风险却还要投资时，当我们坚信明天一定会更好时，是“乐观偏见”——即高估在未来遇见积极事情的可能性，同时低估经历消极事件可能性的倾向——让我们做出并不客观的抉择。乐观偏见让我们无法精确地感受到未来所蕴含的痛苦和艰险，因此像我早先那般荒诞的判断就在所难免。然而同时，它也会让我们毫无拘束地看待人生的可能性，还会减少焦虑和紧张的情绪，提高身心的健康指数；随之而来的是：追求成功的动力和效率也更强了。
《乐观偏见》并不是那种“打了鸡血”的成功学或励志书，恰恰相反，作者刚一开篇就给我们一记当头棒喝，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盲目乐观所遭致的灾难：曾有数次空难均系驾驶员出于“乐观偏见”而漏查导航系统，只依赖大脑错误的导航系统引发操作失误而导致的。阅读此章时，我正裸辞了工作，冷不丁冒出一身冷汗。到底是何种信心让我如此“勇敢”？又是什么力量让我觉得一定会找到更好的工作呢？作者告诉我，是大脑，或者说是思维所产生的“乐观偏见”决定了我的勇敢或愚蠢。
此书作者塔利?沙罗特乃NYU心理学及神经学博士，她对心理、记忆、情绪以及乐观有长期研究。全书凡十一章，从奥巴马就职到德国入侵苏联，从穿梭时光的林鸟至阿姆斯特朗的睾丸癌，无数鲜活的案例与独到的分析构成一幅对于人类乐观偏见的全景地图。对于乐观之研究，虽应无者不必尽无，而应有者却已尽有：于“乐观”之生理基础、进化原因、优势缺陷以及其不可避免性皆有一番缜密的分析与灵活的延展。假使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那就是作者并没有将“乐观”的讨论置于形而上的高度，亦即缺乏对这个概念的历时分析与思辨考量。不过这样说，却有刁难沙罗特博士之嫌，因为我们从来只听说过“悲观主义哲学”——例如叔本华哲学——而不曾听说过“乐观主义哲学”。莫非是因为乐观这种情绪太过肤浅，以至于无法构成一种深刻的思想？或是因为乐观只是凡夫或佣人们的思维倾向，而哲人总会审慎地考虑问题，因此绝不容将“乐观”之观念上升到主义之话语？以笔者之浅陋，对此不得而知。
倘若翻一翻西方哲学史，我们便可知道，乐观这个概念可追溯至17世纪的法国。笛卡尔是第一批表达乐观主义理想的哲学家，他相信人类可以掌控自己的宇宙，从而享受地球的果实，保持身体的健康。不过，将“乐观”当作术语来使用的，通常得归功于莱布尼茨，而他的乐观主义也是最为著名的。例如，他认为：“我们的宇宙，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好的一个。”他和笛卡尔以及斯宾诺莎被认为是十七世纪三位最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他们都对人类通过理性而实现至善的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若非莱布尼茨对人类理性与“人工语言”的“乐观偏见”，现代逻辑学和分析哲学的诞生恐怕还要晚半个世纪呢！但是，即使如此，笛卡尔、莱布尼茨以及其他理性主义者仍然没有被归入“乐观主义哲学”这一流派中。与西方哲学相对，中国哲学的底色恐怕即是乐观主义的：儒家曰“人人皆可成尧舜”，佛家曰“众生皆可成佛”。君不见，整部《论语》中关于“乐”与“悦”就提到数十次；或曰儒家之义理核心，一言以蔽之，“孔颜之乐”也。在这种文化熏陶下，中国人普遍是乐天知命的。
而根据此书中所援引之统计而言，不只是中国，大部分人类皆是乐观主义者。这样看来，“乐观主义”作为一种精神似乎过于普遍，也太过本能，因此它很难被哲学家提升至理论高度。而乐观的反面，即悲观或抑郁，则成为一种非正常或病态的反应，需要予以干预和治疗。就这样，“乐观主义”退出了哲学家的视野，逐渐变成了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用来对峙抑郁或重拾人生信念的法宝。在此种背景下，沙罗特博士关于“乐观偏见”的研究成果可谓应运而生。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近些年来（尤其是数月以来），我们这个社会也忽然开始流行“乐观主义哲学”来，各种宣扬乐观主义的成功学、励志学书籍、论调与文艺节目大行其道，一时间乐观精神似乎“感染”了所有国民。然而与此同行的现实却是冷冰冰的：房价不断飙升，股市转牛为熊，社会上升空间缩小，就学就业就医难上加难……。于是我们不禁问道：为什么现实的冷酷反而加剧了乐观主义的传播？是新一届的领导班子鼓舞了整个民族还是持续增长的GDP可以掩盖其他危机？《乐观偏见》告诉我们说，当社会越是陷入低谷时，人们就越是会关注并接纳积极信心，相反，在政局稳定、经济健康的时期，人们又会退回到集体悲观的状况……
为何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呢？沙罗特博士以乐观偏见所导致的危险作为开始，引领读者跨入探寻乐观偏见之本质的大门。经过精密的分析和详尽的论证，她指出：首先，乐观偏见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人类能征服其他动物乃至大自然，是因其自知之明与展望未来的能力，而这些都离不开乐观偏见。至于乐观偏见的产生则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环境因素，当然也与我们所选择的态度有关。但不管怎么说，大部分正常人本质上都是乐天派，只是乐观程度有所差别。其次，乐观偏见能够让我们“自证预言”，这是指对形势的错误见解激发新的行为，而这一行为却让原本错误的见解成真。湖人队卫冕成功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说明。这说明，成功离不开对未来的乐观偏见。当然，这一点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许多真正厉害的人，起先往往是装出来的。再次，乐观主义或乐观偏见总体上是好的，它帮我们减少焦虑，而且能够以更好地调整心态直面压力事件，比如堕胎、生孩子、换上癌症或艾滋病。统计甚至表明，提高乐观水平可以增加收入。而且，当我们寄托了满心希望的与其落空后，我们也会吃一堑长一智，然后重新再来。沙罗特博士还说，如果我们还未得到我们想要的，那只是因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当然，很多悲观主义者会对沙罗特博士的结论不以为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会主张一种“期望越低，失望越小”的哲学。然而，利用事实和实验，沙罗特博士再次证明，降低期望并不能减轻失败的痛苦。消极的预期不仅会导致糟糕的结果，而且当不期望的失败或灾祸降临时，消极预期也不会免除我们的痛苦。
李敖在论述“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时，曾有过一段精彩的发挥。他说道：“当祸本身一至的时候，凡夫俗子本身就配上另一至，另一至就是苦恼自己。凡夫俗子遇到祸事，立即做直接的苦恼自己的反应，于是祸上加祸，自然就双至了。我的办法是：我遇到祸事，第一就告诉我自己：‘我决心不被它打到，相反的我要笑着面对它’。这样一来我就先比别人至少少了一祸。绝不配合祸，这还不够，我要把祸本身给‘值回票价’，这才满意。……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低手对于不如意的事是唉声叹气；高手对不如意的事，却能化成对自己有利。人要修炼到这一段数，才算炉火纯青。炉火纯青的人，不论在八卦炉里、在八卦炉外，都是一样逍遥。”——然而，根据沙罗特博士的发现，当我们遭遇不幸事件后，大脑最正常的反应就是立刻想到一些积极的事情。因此，李敖大师的“本领”或“逍遥”丝毫没有胜过凡夫俗子的自然反应。这种自然反应其实只是一种人类避免痛苦的自我保护机制而已，它是千万年来进化的产物，本无须任何人为干预。但是，当我们过于乐观而忘记了它仍然是一种偏见时，它就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甚至是灾难。
没错，我们的乐观情绪会扭曲我们对事实的认知和记忆；而且由于我们对未来的乐观，我们也很难明白能够持续带来幸福的因素绝非与婚姻、生儿育女、高收入或获得学位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然而，乐观偏见仍是保持快乐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摘掉了玫瑰色的眼镜，把一切看得更真切，那么我们反而更容易变得抑郁。沙罗特博士提醒我们，极端的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都是有害的，而适度的乐观偏见则是有益的。正如丘吉尔所言：“我本人是个乐天派，因为不这样也没什么用。”是啊，我们活着，除了乐观，还能怎样？ （《乐观的偏见》书评/狗剩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