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旁观者到“中国通”

费正清是美国头号“中国通”， 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史学泰斗级人物（他书中自言‘泰斗’是不好的意思），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为了表彰他的成就后来把东亚研究中心改成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其在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确有开山之功，有人称其为“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我们熟知的一些历史学家、作家如史华慈（这是公认的译法，本书译为史华茨有些欠妥）、史景迁、傅高义、孔飞力、魏斐德、白修德、余英时等都出自他的门下（这几个人中除了余英时其他都是取了中国人名字的外国人，黄仁宇也曾受过费正清关照。他写的书大都与中国相关，《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传统与变迁》等，他最富盛名的作品应该是他参与主编的那套煌煌巨著《剑桥中国史》。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讲述了他一个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从对中国一无所知到成为一个中国通，五十余年与中国恩恩怨怨、悲欢离合的传奇经历。他从出生到22岁前基本都与中国没有任何交集，直到22岁在哈佛大学结识了外交历史学家韦伯斯特教授，并接受他的指引进行中国问题研究，因为“似乎没有别的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从事这项研究将成为一个先驱者，将成为学术上独一无二的人，从此他走上一条学术捷径，他的整个一生都与这个遥远的国度——中国牵连在一起了。他以完成文学博士论文需要散落中国各地通商口岸的英国领事馆档案为由向罗德奖学金评议会提出去中国的要求（文学博士似乎与海关资料似乎没多大关系吧），结果竟然获得同意。于是1931年24岁的他踏上了去中国的旅程。他说中国“不要呼唤我，我会呼唤你。”确实，中国没有呼唤他，是他在呼唤中国（这个学术研究的处女地），不是他成就了中国，是中国成就了他的一生声名与事业。
初到中国虽然他只是个的懵懂新人，但因为是拥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所以受到了各种优待，不仅骑车撞伤了路人只赔偿了价值一美元的礼物就平息了风波，连中国学界领袖胡适、陶孟和、丁文江都跟他一起吃饭（当然有未来岳父大人的面子），而且在他眼中“现代的伏尔泰”胡适“坐在我的身旁，帮我递来竹笋和鸭肝”让其受宠若惊到“真不知要怎样才能回报这份荣耀”。
他在北京住下来上华文学校学汉语，结识了很多当时很知名的知识分子，但大多是一面之缘，只有蒋廷黻、梁思成、林徽因、老金（金岳霖）几人与他关系较密，以记者身份在中国四处活动的史沫特莱也与他来往较多。费正清这个名字是他到中国后碰到梁思成替他取的中文名，用了他的原姓中的费字做姓英文名字的谐音正清为名，寓正直清白之意，这正与他的人生信条相符。
蒋廷黻对他帮助较大，续申请奖学金未果，在他经济陷入困境时，费慰梅（在北京期间，他的美国女朋友威尔玛独自来到北京与他完婚，而且也取了个很中国的名字—费慰梅，估计也是出自梁思成或林徽因那里）要卖画赚钱，蒋廷黻替费正清在清华大学找了份教学工作挣钱，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签订之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不知道是否指《中美天津条约》还是《中英天津条约》，因为这两个都是1858年签的）也是发在蒋廷黻主编的《独立评论》上，但是费正清把他们的关系理得很清，强调“尽管我与蒋廷黻私交甚好，但是我从来不是他的正式学生，没有听过他讲授课程，也没有接受过他学术上的指导。”
他们夫妇在中国几个通商口岸和内地游历，考察中国风土人情兼查资料完成论文（这样的日子真让人羡慕）。直到1935年离开中国，书中很多事情都是通过当时的书信记录下来的。回到牛津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通过了论文答辩，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一群历史学家中做一位汉学家，相反，我也知道如何在一群汉学家中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他成了跨界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哈佛任教。他的博士论文经过多次扩展，到1953年才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之名出版（我还是没看出这本书与文学博士学位有什么么关系）。其实这段时期他对中国的认识还流于表面，只是个旁观者，不过因为这段生活经历让他与中国知识分子结下了真挚友谊，也因为这些朋友而对中国有了深厚的感情，也许这也是此后他一直不问官方态度而致力于从事同情、支持、帮助中国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二战爆发后，费正清公开主张美国“减少对日本军需品的供应以及减少美日贸易数额，为中国提供资金援助，阻止英国对日本进行财政援助，不能‘允许英国和日本再次联盟’”、“催促重开滇缅公路并向新加坡派遣美国巡洋舰队”阻止日本扩张，同时呼吁“如果我们想避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只能支持中国的爱国者……让日本陷入侵略中国的泥潭，这完全是一种好的自卫方式。”虽然最终没有达到阻止日美战争爆发的结果。同样是为了避免美国卷入战争，但他是站在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立场上的，不同于美国很多人“不关我们的事”隔岸观火、趁机发战争财的态度。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4个月，他被应召加入情报协调局研究分析分处，虽然他感觉“正从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转向一些琐碎无意义的工作当中”，但他已经作为一个“远东问题专家”被卷入战争机器中。1941年作为情报协调局政府工作人员再次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
这次回到中国，虽然时间不如第一次时间长，而且环境恶劣，但是因为他是实际参与到具体工作中去，而与很多中国政府部门、官员打交道，反而对中国有了深入透彻的了解。他从旁观者成为一个亲历者，他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很多是他的老朋友）“由于缺乏本国政府的支持而处于垂死挣扎的边缘”，希望美国政府能协助帮助他们，他始终是个学者而不是政治家，这时候还以一个学者的角度，希望美国加强对华文化关系推进，引进美国戏剧对抗苏联戏剧。亨培克再给他的回信中所言：“如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赢得战争（不使其他价值观受到损害）……目前最迫切的莫过于向中国运送那些能够并且将有助于取得胜利的物资、仪器和人员。相对而言，现在由我们派人前往，向中国介绍‘美国戏剧’的情况不合时宜。”我也觉得这件事费正清过于书生气，毕竟战争状态下生存温饱问题更迫切。
费正清在重庆这段时间不断向美国国内发出信号：蒋介石政府无能，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和个人独裁，已经失去人心了，并下结论：“作为国民党证券的象征与中心，1943年底，蒋介石已经失去了中国知识界的信任与忠诚。”他对宋美龄的印象也不佳，觉得“她一直竭尽全力扮演一位伟大女性的角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演员”；他抵触腐败、独裁的国民党，断言国民党的失败。而且接触到共产党的左翼思想，他对周恩来的领导能力深深叹服，他与一些左翼人员成为朋友，与周扬、郭沫若等也有接触，甚至在他离开上海时，大约50名左翼分子还为他举行欢送会，他自己也觉得受到了左翼分子的影响。这段时期他已经认识到中国存在的两个习惯:其一，政府垄断了组织；其二，在中国，批评并不是好事。还发现了中国前进过程中的重要绊脚石“缺乏正直的人”和“派系斗争”，说明他已经渐渐开始深入了解中国了，可以算个“中国通”了。他的政治分析是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参考意见，到底作用有多大，当时并不能判定，直到后来麦卡锡时代他被指责为“丢失中国”的四个约翰之一，看来还是有不小作用的，这样算来共产党还真应该感激费正清呢。
麦卡锡时代因为他“亲共”曾对其进行审查，但因为其学者教授身份（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并未受到很大冲击。他的辩护词里有一句“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前我确实在中国，但我身在中国与共产党取得胜利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所以说费正清“亲共”其实并不准确，他会直言不讳批评新中国的某些做法，并给鲍若望的《毛泽东的囚徒》一书写评论，得罪了中国官方，他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美国的观念中作为一名教授，他的职业责任要优先于友谊关系”， 被中方认为是“不友好”的行为，所以他到中国的签证申请被拒签。他在台湾又受到以胡秋原为首的大约200人对他的的公开谴责以及媒体发表的大约50封谴责信。
历史似乎跟他开了个玩笑，他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却招致两个“中国”的谴责。他说过“我有个人的立场，决不会跟着某一个政党的路线走。”他只是遵从内心的道德法则与信条而已，他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他甚至断定看他这本书的人也是人文主义者）对于所有的非正义、独裁、不民主的行为都会加以抵制或反对。在他还叫约翰.金.费尔班克的时候他已经确立了“最初的政治理念——投身于帮助普通大众对抗少数特权阶级的事业中去”以及源于他母亲传递给他的两个信念“第一个是面对挑战要有自信；另一个就是，哪怕在地平线上消失也要保有安全感。”他一生的成就依赖于此，他一生的毁誉也归结于此。他始终以一个不党不群的自由主义学者的立场说话行事。
书中提到一件事，本书宣传上也大力渲染的，就是基辛格含蓄地对费正清表示 “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其实那不过是两人偶然在火车上相遇，讨论到如何恢复中美邦交的问题，并非有意征询意见的拜访，时间在1967~1968年间，费正清是当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头号人物，跟他聊自然是聊中国，但但当时国际形势还没有突变，中美关系改变还没有契机，尼克松还没上台，约翰逊政府美越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还没结束，中苏珍宝岛战役还没开战（1969年），中美乒乓外交也没开始（1971年），两人闲聊可能提及中国问题，但不可能有什么实质的意见。基辛格事后说的这个话应该是客套话居多，当不得真。因为中美真正接触已经是几年之后的事了。
总体来说，作者正直、平和、自谦、风趣，费正清自己说自己是“为人们提供的大都是中国历史的某一个片断或是相当宽泛的历史综述性的一个中国完整历史的浓缩”，比如他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文革十年只用了几页纸就带过，明显无法深入全面剖析，不过这证明他的实事求是。一般人的自传通常都有自吹自擂、避重就轻、掩盖事实、混淆视听的弊病，尤其是所谓商业成功人士的传记，像所谓《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什么的，大部分是骗人的，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基本不可复制。但如果是文学、政治、历史名人的传记，即使是编造虚构作品，满篇谎言不实之词，本身也是作品或历史的一部分，是了解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行为的途径，仍然具有参考价值。他的这本《费正清中国回忆录》可信度颇高，我并未把它当成传记来看，我是把它当成历史在读。（《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书评/ 云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