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将你们对我的仇恨呐喊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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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诺贝尔基金会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一位年仅四十四的大师，这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贝尔·加缪。
1940年，加缪26岁。他在这一年完成了成名作——《局外人》，并于两年后出版，从此踏上了属于他的文学大师之路。
一本不到七万字的小说，何以“站立在当代小说的最尖端”（批评家亨利·海尔）？这显然是值得探讨的。
在我看来，他高明的写作技法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这部小说的看点。开篇的那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已经足以吸引无数好奇的读者了。“今天，妈妈死了”，这句话透漏出无限的伤感，大概所有人都等着他去阐述哀伤之情。但是，笔锋一转却来了句“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那可是你的母亲啊，你怎能搞不清？大概所有读者都会发出这样的质问。一句充满感情的话语，外加一句无情之极的话语，这大概就是加缪后来在《西西弗神话》中大量阐述的荒诞感，这种强烈的对比瞬间就勾起了观者了解清楚的欲望。一个吸引人的开头是让读者看下去的必要条件，这话一点都不假。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我主要谈论的并不是他的写作技巧，所以不多赘述。总之，加缪深知“对比”的重要性，所以他无时无刻都在采用这种技法交代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故事的可看性，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我想要重点说的，是这本书所反映出来的那种深层次的社会现象，或者说是社会痼疾。
行文快结尾时说，故事的主人公向神甫咆哮出了那句，“只因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而被处决”。在我看来，这显然是所有荒谬的根源。你很难想像，在审判一个杀人犯时，衡量他罪行轻重的不是他所犯的罪行，而是他“不知道母亲的年龄、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等琐屑之事。看到这里时，我不仅想了一下父母的年龄，很遗憾的是，我只知大概而不知准确数字，我不仅一哆嗦，妈呀，这要是有一天我也出了什么事，是不是也要从重量刑啊？当然了 ，我并不否认不孝“有罪”，但我觉得这应该是道德层面的罪，在道德层面怎么“审判”都无可厚非，但绝不能用适应于社会的法律去审判，绝不能让它成为从重判决的原因。很显然，在那个扭曲的社会里，所有人都不这样认为，他们认定一个道德“不好”的人，所犯的错误皆是蓄谋，皆不可原谅。
那么，“我”真的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社会渣滓吗？想想吧，一个请丧假还站在老板的角度思考的人、一个从来不会说不（不反对做“流氓”的朋友、不反对结婚……）、一个因自己是罪人而羞于同人握手的人、一个受到不应该承受的判罚而没有咆哮怒骂的人，你相信他是一个渣滓、一个败类、一个蓄意杀害跟自己无冤无仇之人的人吗？这些，我不相信检察官们不知道，那么，他们为何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判处“我”死刑呢？
因为“我”挑战了整个社会的伪善矫情，挑战了谎言堆砌的现代文明，戳穿了“皇帝的新衣”，我身上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的真实让他们害怕，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应该被彻底踢出生活这场游戏的外人。很显然，这才是“我”被从重判决的原因。
其实，检察官认定的事情，只不过是他自己主观臆断出来的而已。之所以说是臆断，是因为这一个过程跟原本应该是主角的“我”没有任何关系，基本上没有“我”的参与就完成了对我这个人的全部判断。
原本应该处在风暴中心的人，却完全成为了局外人，完全成为了别人臆断下的牺牲品，而且这个“别人”不是一般人，是代表最神圣、庄严、不可侵犯的法律行事的检察官。这难道还不是最荒诞的事情吗？原本是一个靠法制维持的社会，但却用伦理判处了一个人死刑，这难道不同样是荒谬至极的事情吗？
我想不到更好的结尾，所以就用本书的结尾来结尾吧：
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局外人》书评/吴魏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