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宝贝应该与谁相比

安妮宝贝她的小说和散文都曾是现象级事件，连带着当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现在的《小时代》都似乎不公平地塑造了一个以上海文化上海美学为中心的青少年消费社会。其他类型的生活和人群都因为老土丑黯然失色。这些作品之间当然有着明显的差别不能归为一类了。《素年锦时》她已经开始变化。到了《春宴》，我仍有的问题是，阅读安妮宝贝需要什么样的生活经验和阅历才适宜？与这个问题相比，好像更重要的是，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背景和结构？看评论有人把安妮宝贝和高行健和杜拉斯相提并论。觉得安妮在书写soul-searching般的爱并不如这两人。但把杜拉斯和高行健当成标杆是不是也立不住脚呢？唯一相通的可能就是弥漫于文本间的宣泄式的自恋，凸出于故事中的自传痕迹，与绝对对象化苍白的他人刻画。这两人是决不能当做写作本源来对比的。各种符号的穿插使得他们写作的语境，殖民，革命，或商业化社会，比起写作的内容，爱与无能，冷漠的人情关系，都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都不是什么伟大的，原创的，开拓纪元的作家（我的意思是，如果注意到他们对于爱情的处理和解读，都是安插了一个时代背景，运动，加上了两三件个人突然事件，丧父，堕胎，不伦之恋，从描写到心理分析，从来没有真正的惊世骇俗，读哪个都会觉察到似曾相识，想拿一个什么别的作家与之对比，将之归纳入什么框架），所以厚此薄彼也没什么道理。
痛苦的来源
或者说，安妮达到的剖析男女事件的深度，不会比杜拉斯或高行健差，而只是突转入另一个方向，身体和性没有作为政治隐喻，男权施加的场域，而只是身体和性，只写身体和性，而如此般，着力描摹它们的各种感官变化，包括疼痛，羞耻，虽然会堕入词语频繁堆加，文意有时失控的情境，但正因为遵循着通俗的理解，通俗的男女关系，并没有突破这种大众或社会对性和关系的理解，才真正在约束和偏见中的刻意自由里展现出了性和身体不是自由的，最隐秘的感情也不是如此“颤栗令人激动”的。
比如说在《春宴》里频频出现的主角的年龄和身份反应着社会要求的严苛等级。她几岁，当然不太老，也不能太年轻，她是干嘛的，虽然没有好学校毕业，也没有任何外语能力惊人的表现，但就是能辞职以后做翻译艺术的工作。这年龄的提醒已经不是完善人物形象，或者更让一个发生在恰好时节的爱情故事更有立体感，信服度，而是规范着人物的各种言行和心理期待，借由一种似乎是非常自然的衡量尺度，来勒令女主角几岁该干什么事，几岁应该不逾矩。所以即使她离群索居，反复无常，精神萎靡，缺乏对“俗世”的热诚和信赖，仍然，至少在作者笔下，是严苛地按照年龄的尺度规范自己，并表演出好像是一种自然状态。其实年龄远非自然，而只是其他人，大部分人，社会上的人要求的，而她对应的几岁应该什么状态的变化也根本不顺利。庆长二十七岁怎样，三十一岁又怎样，然后三十三岁又触目惊心地结婚。这个持续在与世界的争执拉扯中孤傲顽强的女人，其实一直只是把那个规范内化成了自己的肢体的运作甚至是欲望的表现，痛苦地错认为世界如此急迫粗鲁地要她融入，要她改变。借由安妮自己的话说，这其实是一场爱的幻觉吧。而自我何尝不是另一重幻觉？比较有趣的是，安妮从来都很清楚这种外界规则对于角色的压迫和统帅，以年龄，身份，收入，甚至是爱欲对象所呈现的那个从来捕捉不住的自我，她以“这就是xxx的规则”，“这就是xxx的行事风格”定义，而这种规则和定义最好的表现之处，就是性关系。所以反过来看起来好像是情性才是自我的释放，其实并非如此，自我，只是那个痛苦的不能完全让外界规则生长于体内的无名形体，自我其实只是应允各种社会的要求产生的。
从和高行健，杜拉斯的对比，说到安妮宝贝，女作家总会陷入“题材类似就被拉来对比”的境地，而如果写身体的感官，写性关系，背后竟然没有丰富的政治文化隐喻又会多受一重指责。可是为什么要隐喻呢，身体和性本身不就是最难解读的隐喻了么，如果可以建构一个世界，宣称自己的独立，然而仍展现着与现实世界的各种交流关系，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现：女人要什么，女人到底要什么他们自己知道吗，以及女人真的存在吗的案例吗？（《春宴》书评/Tars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