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风暴的中心书写风暴

我们在引进一位国内少有人知甚或闻所未闻的作家时，通常会给他（她）贴标签。尤其碰上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际，得主如是蜚声海内的名家还好说，若是连外国文学专家都感到陌生的黑马，做相关报道的媒体难免就会犯难，这时候贴标签是最管用的，至于是否合适，只有以后再说了。今年的得主，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因为是写短篇小说的，于是理所当然地被贴上“加拿大的契诃夫”。这个标签自然要比“女权主义”之类靠谱许多，但想到契诃夫在国内的接受程度，我难免要为门罗女士捏一把汗。国人对契诃夫的了解大致停留在《变色龙》一类的滑稽作品，本着这样的轻松心态读门罗，情状大概堪比当年受了淫书之名蛊惑而争读《洛丽塔》的西方读者，怕是要破口大骂书商骗钱的。
因为门罗的小说，与《变色龙》等契诃夫早期小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形式上来讲，契诃夫的小说，短小、精悍、戏剧性冲突强烈，作者写来一气呵成，读者读之也觉酣畅淋漓。而门罗的小说，虽名为短篇，实际上其篇幅更近于中篇范畴，初读也有冗赘晦涩之感，而所谓夺人眼球的戏剧性，似更是付之阙如。这就是我们以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为参照点，所得到的门罗印象，而这种参照点显然是传统的（如果不是过时的）、既定的（如果不是狭隘的）。门罗的短篇小说集《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2001），即是对这种既定传统的突破。这九篇小说的阅读起点很高，对读者的要求也不小，但只要我们花点心思重建或拓展关于短篇小说的审美观念，我想我们还是能够领略门罗艺术的精湛魅力的。
传统短篇小说遵循“起始—发展—高潮—结局”的谋篇方式，如契诃夫、欧?亨利、雷蒙德?卡佛等小说家，虽在文体结构、文本形式、遣词造句等方面做过开创性的贡献，但大致不脱上述模式。门罗则逾越了这种模式，上文说到门罗的小说缺乏夺人眼球的“戏剧性”，这也是在“起始……结局”这种很像过山车的模式的意义上说的。实际上，门罗的“戏剧性”不是大开大合的过山车，而是“风暴眼”。什么叫风暴眼？即风暴的中心，那是相对平静的所在，其四周则是摧枯拉朽的狂风骤雨，但我们一般感觉不到。门罗的故事场景通常就发生在这种“风暴眼”之中，而她最别致的几个短篇小说开场（起始）就是“风暴眼”。读者翻开第一页，就置身于一种平静的、拖沓的、不具冲突的、甚至有点寡淡乏味的情境之中，直到最后，他才会愕然发现自己经历了什么。当然，这需要读者的耐心和细致，读门罗最忌生吞活剥，这是一个适合细品慢咽的作家。
比如《家具》，开场即是狂风骤雨，但被门罗处理得波平浪静、温吞绵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幅和乐融融的家庭画面。爸爸和前来做客的表姑畅谈小时的趣事（妈妈在一旁倾听并不时插嘴），彼时两个人总是牵着小手伴着小狗在野地里玩耍，等等，等等。接着，门罗通过小女孩“我”的视角比较表姑和其他亲戚的区别，发现那些七姑八婆聚在一起总是吃的比说的多，愚蠢比机智多，木讷比灵巧多，伪善比真诚多。而有表姑在场，就连“我”那庸俗得无可救药的父母，也变得多话、机智、灵巧和真诚起来了。几十年后，长辈们纷纷作古，“我”这才从一个从没听说更未谋面的表姑女儿之口，知晓当年爸爸和表姑的童年趣闻是另一回事，那时他们既不是小孩也未带小狗，而是一个高中男生和高中女生，他们为了避免同学们的嘲笑，躲在野地边的十字路口守候彼此，悄悄地牵一下手。
同一事件，两个版本，门罗行文至此，读者心中霎时激起阵阵涟漪——回过头来，那和乐融融的家庭，掩盖了多少爱憎、渴望和追求？那多话、机智、灵巧和真诚，暗藏了多少激情、背叛、怀疑和怨怼？但比起我们心中这一波波涌起的道德评价，门罗更在乎的是在小说结尾如电影那样重现开场那幅亦真亦幻的牵手图。这一首尾上的遥相呼应，如一声叹息那样停止了所有道德上的争议，也为这篇小说，平添了如许诗意和哀愁。
静谧的风暴，骚动的沉默，门罗叙事上这种看似矛盾实则协和的风格，也为我们照亮了其价值观上颇耐人寻味的一面。无论是标题小说《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中心思缜密、携物叛逃的女管家，或是《浮桥》中背着丈夫与年轻男孩厮混的人妻，她们“罪行”累累，但我们却不觉得她们可恶。有不少评论家将原因归于“逃离”：逃离生活的庸常、人情的势利、秩序的呆板、情感的琐碎、家庭的变味……为之签发合法的护照。但真是这样吗？门罗可从来没有在叙述中表达过这层意思，她倒是一遍遍地强调她们逃离的是真、善、美，是秩序、责任和道德。那么，我们为何会同情甚至尊敬她们呢？正是因为门罗对待艺术和生活的真诚，而非粉饰，使她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获得一种可贵的人性光芒。
比如，门罗在《留存的记忆》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女人与刚邂逅的男人一番欢娱之后，男人送女人回家，女人欲亲昵吻别，“在经历了之前的几小时之后，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男人却说，“不，我从不”。一种再明显不过的拒绝。但女人却不作势瞪眼、哭闹、上吊、崩溃，而是觉得如果与这男人天长地久，就不可能“保持平衡”。保持什么平衡？出轨通奸与贤妻良母的平衡，冒险与日常的平衡，感性与理性的平衡。作为经历了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过来人，门罗太了解人们心中那些扭结成块的枝枝蔓蔓了，这些年纪不上不下的男人女人，从没天真到认为“别样的生活”会意味着别样的永恒，更不意味着人生的幸福和归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门罗站在一个奇怪的立场上捍卫了某种传统的家庭观，她对女权主义倒是微妙地带点警惕和嘲讽劲儿。
所以，上述题材若是由某些专擅煽情的作家写来，恐怕就是一场文本上的灾难了。门罗笔下的女性角色之所以令人尊敬，就是因为她们秉持一种折中或者务实的自尊、自爱，而非一根筋走到底的浪漫主义的自矜、自哀，后者通常在获得读者同情的同时，也不免为读者所鄙视。（《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书评/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