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白雪”仰蕙兰

　　在和先生愉快的会面中，闲谈时提到蕙兰的美学价值等问题。现就这一话题来信进一步补述之，不知对否，请李老师审视。　　每当我们把视点聚向中国文化的某些特点时，可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即历代的文人雅士在表达自己思想感情时，常常喜欢“以物寄情”并善于“移神人物”，依物寓志。这种表达感情的特殊方式巳不再是停留于“触景生情”的表面层次，而是进达更内蕴、更深层“物我合一”，物与灵相融汇贯通，甚至以达“物我两相知”的哲与诗的境界。古老的东方文明帷纱中所隐现一些东西，是很有意思的。且不说西方人不理解中国人从古代就爱玉石，也不甚明白把很不惹眼的植物梅、兰、竹、菊誉为“君子”花，更不明白还竟要“推兰为首”。然而，这些寓意，中国人最清楚：人格精神，民族精神。　　说到兰花，如果说闽、广一带的兰最初是由民间逐步进人上流社会；而源出江、浙的春兰和蕙兰则是由文人仁土发端并从上层迅速传流至民间。原先的兰与蕙(特别是蕙)并不是“大众花卉”的。可以说，耐寒性兰的兴起，并不是简单的地域、气候或兰种的异军突起，而是对来、明以来的中国兰花，起有划时代历史性意义。这件事，清代以后文人仁士中的爱兰人，应是第一功。　　说到蕙兰，初时，除少数人随便栽栽外并不被重视，又加上它满身披着粗扩的山野气使玩惯了闽、广兰的人不太习惯。但是，随着一系列社会政治波澜振荡，受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人们的审美取向随着感情变化而变化了。蕙花挺立、高昂，蕙叶的峰峰锋芒，恰便是爱兰人一种精神抒发、发泄和寄托的最佳形影。当然，也使蕙兰从山野与人间的两重天地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事情的背景是：清王朝的文字狱比它前面几个王朝更残酷，比古时秦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清朝几百年的统治中，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汉文人因文字案被投入监牢或杀头。最典型的一次是关于“修明史”一案。此次事件中，写史、编史、刻字、制版，连同读“明史”的一共几百人统统被砍头。一时间血染江涛，怒震天宇......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打击，汉文人感到天昏地暗，心灰意冷。在长夜难明，严寒之极的政治气候中只得采用各种方式来排解心中的苦痛，以求宣泄淤积于心头的天怒人怨。这时，一些喜欢摆弄花卉的仁人雅士们一方面深化对松、兰、梅等不畏强权与风雪花卉的爱；同时把目光移向阳刚野气的蕙兰。为抚慰精神的伤痛，理所当然赋予它更新更多的、也是更深层美之内涵。　　抗日战争时期，在无锡的艺兰家沈渊如曾逃生于日寇的枪口下。他怀着满腔民族仇恨，誓死保护兰蕙并立志把只剩一苗半的佳蕙培育成才。此蕙恰于抗战胜利时开花。邀众兰友庆胜利，并命名该蕙为“胜利大荷”。　　有些宽短叶斜立的名种蕙兰，阳刚气质之美最易显现。可谓有刚有柔的男子汉，并能引起人的许多联想：高昂的花葶，衬着光亮闪现的兰叶，犹如沙场临风的旌旗，簇拥看刀光剑影之林立。叶梢上锯齿锋芒毕露，更使整个兰株显得英姿飒爽，似巾帼英雄，又带花香阵阵，峻美至极。　　蕙兰在野山的艰险中立命，她俨然冷峻，少脂粉气。她飒飒风姿中保持大自然中原汁原味的最质朴的野风美。往日，在深秋式惠花季节，我常在冷月西风中于蕙旁沉吟，“风啸啸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我不怕儿女们笑我悲凉怀古。因我深知，兰花与赏兰问题是不存在代沟的。有的只是审美中的文化情趣与层次差异而已。　　和李老师有同感，世界上仅存的优良蕙兰群落，目前，只剩下我省皖中的部分山区。这应是蕙兰最后的阵地(现在江浙已基本无野生蕙兰；皖南群落的品质有问题；出我省向西的各省蕙兰不一定就行)。为此，我向省兰协建议，依靠政府和广大兰蕙爱好者，采取有效措施尽力保护并进行抢救。希望像“韵荷素”这类佳珍(素心彩心都好)能再选育一批。那将是艺兰人的功劳，省兰协的功劳，也是安徽的骄傲与光荣。　　我是一个爱兰人，而且爱得很深，但我不是个玩兰人或艺兰者。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着栽些半死不活或想死不想活的野兰苗苗。年轻时身体好，养几百株没问题，如今老了，多次淘汰后只剩十几苗再候选。　　学着搞业余引种工作，不求什么，旨在遇到好一点的落山新花总想救它一命而已。除埋头读书，沉默而耐心的养些小兰苗之外，对外交往较少，见识不广，如有不妥处册望指教。　　　　　　　　　　　　　　　　　　　　　　　　　　　　　　此致敬礼　　　　　　　　　　　　　　　　　　　　　　　　　倪雪南2002年11月1日　　　　　　　　　　　　　　　　　　　　　　　　　于芜湖市群众艺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