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信不疑的谎言

提到小时候深信不疑的几件事情，恐怕除了在屋子里打伞长不高以外，也就是红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而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红领巾的供应渠道是独家的，必须到大队辅导员那边买。有一次，我弄丢了红领巾，又不想被批评，爸爸从柜子里翻了一块红布头，给我做了一条。倒霉的是，这块红布红得不正，有点偏紫，爸爸说没关系。事实证明，不是没有关系。第二天，我们班的大队委就很敏锐地发现，要么是染红我红领巾的烈士可能患有血液病，要么我的红领巾是冒牌货。显然，她对烈士健康的信心要高于对我人品的评价，便向老师报告了我这种可耻的行为。事情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条红领巾我再也没有戴过。
这件事情给我留下的痕迹是对权威的敬畏与自我羞愧，显然，错在我而非别人，更非道理，错在我。
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面包屑山》的作者伊丽娜本人的时候，她说，她很震惊，她希望我把这件事情写下来。我说算了，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况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写作的……况且，她在《面包屑山》里替我们写了很多。比如，不谙世事时候，我也曾经给男孩子递过写了真心祝福的贺卡，虽然没有人检举我，但是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份值得珍惜的情感，我觉得很失落；比如，我的信件没有伊丽娜的日记本藏得好，因而经常被父母翻阅，受到斥责，告诉我，父母翻翻女儿的信件是很正常和正确的；比如，我幼儿园的老师曾经像珀尔亚阿姨那样打过包票，我将来一事无成... ...
我和伊丽娜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她的母亲会从一个敢于给斯大林写信申请医疗经费，违抗院长命令，用部队医院的医疗资源救活了被炸伤的男孩的鲜活的姑娘，变成了一个难见笑容，深信生活的精髓在于“秩序”的女人。伊丽娜说，她觉得她母亲显然是个缺乏情感，内心用福尔马林擦拭的女人。我说，或许你错了，或许她内心曾经如你这般地丰肥，她的情感也如你的一样激越。她曾经结过三次婚，对于前两个她从战场上捧回来的丈夫，她都爱得那么真，像所有感性的女孩一样，爱得愿意当即托付，虽然她得到的都是辜负。而最终接受她托付的却并非她之所爱，可事实证明，真正有用的是顺从，是接受，是适应，于是她安心地躺了下去，不再挣扎。就如我们俩生活的环境一样，换取安心安全的托付未必是你心之所信，但是却可以慵懒地放弃努力，每天回家和家人团聚，没有人会半夜敲门。况且，明察与抗争的后果，我们已经见过足够的例子。伊丽娜说，或许你是对的，很多事情不能怪母亲。
我喜欢伊丽娜，不单是因为我们都有天蝎座的近乎刻薄的洞察，对于很多小时候的事情无法憨憨地释怀，非要讲出来讨个说法，还在于，她在丑陋的一大坨中挑出的宝石，让我泪流满面。我始终记得在《面包屑山》的第二章中有这么一件事情：初春的时候，河流的冰面变薄了，浮冰稍有撞击便会引爆封冻在河里的炸弹，把鱼儿炸飞。孩子们会涉水捞鱼，从而可能引爆更多炸弹。4月的一天，一个女人把一个失去知觉的男孩抱来伊丽娜母亲所在的部队医院，同一颗炸弹刚刚炸死了这个女人的孩子母亲违法规定，毫不犹豫地给孩子做了手术，我想，那个女人把儿子的尸体留在了冰冷的河岸上抱起儿子的朋友时，应该也没有犹豫。伊丽娜明白这种在那个时代，没有人会关注的英勇，是多么的珍贵，她明白，谁才是英雄。
我们很多人的成长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倒不是我们真的受过什么苦，而是在我们没有思辨能力的时候，认真地学习了一整套的价值观，等长大心智成熟以后，发现这一套价值观是错的，然后重新开始校准，调整，甚至要推倒重来，这便是痛苦所在。当然，大多数人并不在意，或许一生都不会发现其中的奥秘，也便不会有什么痛苦，但是有的人却在其他人选择用双手蒙住眼睛塞住耳朵的时候，挥舞双臂驱散雾瘴，奋力地攀爬到云翳的顶端，一览世界的风景，比所有虚构的仙境都要美丽。这是一条辛苦的道路，当然，也更体面。
我告诉伊丽娜，我想在封面上画一个女孩，梳着两根辫子，所有的一切都是黑白的，没有色彩，只有她脖子上的红领巾是红色的，我希望是血红血红的。伊丽娜说，好，我觉得很好。（《面包屑山》书评/joyj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