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自由主义反对者：阴谋论的图景与简单化的世界

李强在《自由主义》一书中论断，近代世界支配性的学说无疑是自由主义。但是无论在哪个时候，自由主义从来不缺少反对者的声音。鉴于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好处、经济上的效率及其历史上的重要性，它在广大知识分子之间不受喜爱无疑是令人感到困惑的。甚至某个方面来说，它在普通公众中的影响力要比在知识分子群体里影响力还要大。当然，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普遍被放弃了。但是它一直受到攻讦，并经常被许多学说威胁到它地位却是真的。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本书作者雷蒙·布东从非自由主义思想源自何处和何以传播的角度予以作答。为了方便叙述，雷萌将他的讨论范围限定在欧美地区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知识分子群体里。
雷萌指出，我们必须先认识到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是异质性的，不论是自由主义内部还是反自由主义内部都是松散的，观点认知都非全盘一致的。自由主义作为一套探讨建构个人、社会、国家关系的国家学说，可以说只是一些基本原则的大致共识：包括个人自由、权利与平等。由是在方法论上主张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的幸福才是最为重要的，反对因一切崇高目的的名义将集体置于个人的幸福之上。在政治上主张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少数人的专制，也反对以集体的名义实行的多数人暴政。由是在经济上主张市场经济，反对全盘国有统制经济。而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或是赞同里中的一种反对其中的另一种，或是统统予以反对，各自的动机不尽相同。对此，雷萌从社会性与认知性的两方面切入问题深处。
在社会性层面，反自由主义思想之所以兴起首先在于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决定了他们必须与主流的自由主义秩序拉开距离。而自由主义社会里确乎存在的不公正不平等的现实，坚定了他们反对自由的思想与立场定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拒绝正是以自由主义自身原则的名义产生出来的：正是因为这些原则被奉行自由主义的社会所破坏，我们只好不采纳（自由主义）。”一如当下中国，被自由主义的《南方周末》培育中来的群体之所以反对南方系媒体，就在于他们认为南方系违背了他们自身所标榜的原则，需要反对者将其约束回原来的轨道。同时，雷萌以为在自由主义社会之所以出现不公正不平的问题，也需要冷静予以审视，不能一概而论。他为之做出辩护：第一，自由主义更注重机会平等而非实质平等。自由主义者目标是建立并维护一个人人机会平等的社会，人们在平等的条件下努力拼搏赢得自己的命运。一定的功能性的不平等，比如公司中按职位规定的不同薪酬有利于人们奋发向上，反而促进社会的进步。第二，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不公正很多反而是因为自由主义基本原则无法得到贯彻的缘故。美国民权运动时期贯彻左派思维，出台了平权法案，要求美国大学对黑人等少数群体必须予以照顾。结果是美国高校质量下滑，也并没减少黑人的不平等现状，甚至加剧了其不平等的处境。小布什总统发动反恐战争，加大了国家的权力，以反恐的名义干涉公民的隐私，窃听公民的通讯，这无疑也是违背自由主义原则的。
知识分子对各种左派学说要比自由主义更为热衷，其次还在于对自由主义堕落效应的批判。左派知识分子认为，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以效率为名招来了社会上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并使民主社会庸众化同质化，学术、艺术、文化也因为市场而导致实用化媚俗化。自由主义者承认对此的批判，但需要指出的是自由主义有其纠错能力。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如托克维尔就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堕落效应在其他社会同样存在，并比自由主义社会更加严重。非自由国家因为权力的专制造成的不公正不平等，以及民众思想被权力压制的程度毫无疑问是更甚于自由社会的。而在一个自由市场内，因为人们可以自由生产自由买卖，激化了的竞争加剧了优秀作品的出现，比如过度供给的文艺复兴时代。
知识分子之所以不热衷自由主义，更重要的或许还是因为知识分子与思想市场的关系。雷萌以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处在一种由“需求”决定的“生产”关系之中，而产生思想的动机有三类，分别是“义无反顾地被对真理的渴求所激发”、政治经济上的某种信念（雷萌借用葛兰西的术语“有机知识分子”命名之）、寻求高知名度。每个人的动机是混杂的，并不是完全单纯的。雷萌所区分的三种动机，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模式。马克思·韦伯以为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这种选择都是在一种价值关联的预兆下进行的。而当知识分子试图研究解释某种现象的时候，他所做出的观察和分析都应该严格地遵守价值哲学的无涉原则，否则就违背了科学的本质。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坚持价值中立原则。雷萌说，“能够解释自由主义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抛弃的一个基本过程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在这个过程的最初点，社会历史背景和局势产生了一些被大众看来很突出的事实。于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一种需求，引来了服从信念伦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有机知识分子”试图去开发它。”
但是，知识分子立场和观点的社会性并不总是具有合理的认知性。相反，许多左派知识分子的认知都是有问题的。“认知合理性不仅仅介入到科学信念的行程中，同样也影响到我们构建各种判断事物好坏的信念，比如判断一个制度是否合理。”在对一件事情予以判断的时候，比如以国家取代市场，知识分子并没有寻得充足的论据，便草率论断市场是万恶之源，而国家是拯救众生于罪恶渊薮的上帝。二十世纪大政府的诸多实验的失败，显示出这种论断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但很多知识分子依旧不记教训。
从认识论的角度，自由主义坚持一个理性人的看法。认为人是理性的，人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推动人进步的是一些可以理解的情感和理由，而不是一些他自己都毫无所知的动机，而社会科学应该将所有的行为和信仰均视为可以理解的。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维方式的三大反对者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否定了自由主义的这种观点，认为人也是由自己所不能理解所不知道的事物构建的。比如弗洛伊德以为，人类的信仰和行动产生于一个无意识的机制；为了加强自己的有效性，无意识需要瞒过主体的眼睛施展自己的策略。诚然，这并不是毫无道理。但是，当这些学说的后继者将这些学说推至极致，导致了人的理性思维被消解，人只是被他毫无所知的一堆符号的支配物。个体完全是其所处环境的奴隶，在强大的社会力量的作用下，他变成了承载幻象的主体。“如同小孔成像原理中的图像，个体以颠倒的方式看待世界。这种观点已经演变出了上千种的表述方式。”“人类由此认识到他所特有的信仰，那个他被告知必须坚持的信仰，其实从本质上就是错的。”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比如人类学家以为，人类纯粹是一件周围文化环境的产物。他相信自己的信念，仅仅是因为这是他周围的别人都相信的；这是大家所教给他的。由此，他只不过是一个承载虚幻的主体。他错误的认为他所相信的事物是客观上有根据的。但这个幻觉，其实也是文化的产物。发展到后现代主义，文本之外无所指，一切都是主观的，客观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常识是不可靠的。
确切来说，人确实一定意义上是由他所处的环境塑造，但是在这里间也有人一定的主观意志去选择去创造。比如同样生活长大在贫民窟里，有的人成为一个恶棍，有的人成为一个好人，解释都可以由他的环境推导出来的。后现代主义抹杀了人的自由意志的可能，于是事物的客观性被毁灭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也就被后现代主义消解，这个传统认为，借助那些客观上真实的理论来分析政治、经济、社会现象是可能的。
既然人的理性出局，个人完全是被他所处环境所塑造，阴谋论思维便显而易见的成为替代品。一切的一切都是个阴谋！左派知识分子如是叫嚣道。道德伦理存在阶级性，自由主义价值观看上去是好的，但是他是伪善的， 是虚假的，都是在下一盘大棋，都是大大的阴谋。自由主义政治主张的中立政府有限国家说出是资产阶级的阴谋，是对人民的欺骗，政府实际是控制在资产阶级手中，是阴谋！军队国家化是取消人民军队和以及对军队的正确领导，是阴谋！公民的自由言论是虚假的，民主国家的公民权利和人权被说成不过是纸上空文，掩盖着实际存在的、比不民主国家更为恶劣的权利侵犯，是阴谋！当一切都是阴谋的时候，专制国家就必须维持神圣的现状，以避免阴险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推翻主体思想的为人民的统治。民主国家就应该向这些专制国家看齐，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是真正的为了人民为了世界。
在这种阴谋论的思维统治下，自由民主政治的机会平等、程序正义被形容成虚假毫无价值的存在，宪政法治、权力制衡就不应该存在，它是伪善的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不能真正服务于人民群众。而真正的大民主、大自由才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尽管这种大民主大自由空洞无物，反而成为专制的帮凶。但是乐于揭露西方民主社会常识错漏与虚假的知识分子们说，这是真实的存在，你们看到的常识都是假象。
阴谋论思维导致的是一个简单化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非此即彼，不存在多样性。看上去主观主义统治的学术界，相对主义尘嚣而起，文化相对论、文化决定论、文化建构论、女权主义理论、后殖民理论、少数族裔理论这些莫名其妙晦涩而又枯燥的左派理论显现着丰富性，为少数群体弱势群体开辟了声音。但是，一切问题都推向阴谋论的结果是限制了人们认识这个丰富世界的可能，将世界框定在一个或多个教条之中。因这些教条推出无数政治正确，左派知识分子因着政治正确而成为道德卫道士，将客观审慎的思考理解我们这个苦难的世界苦难的成因予以扼杀。比如一位学者以为女性确实需要一个家庭，她的各种行为并非完全都是由男性塑造出来的。卫道士们跳出来说你这是女性歧视，是要捍卫男权的统治，是政治不正确。又比如研究人种的科学家发现相对于其他人种来说，黑人确实智力方面不如其他人种。他并没有带着种族主义的偏见，只是实事求是的想要探讨问题。可是，左派知识分子立马跳出来说，你这是违背了政治正确，你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你的研究是为了资产阶级论证他的不合法统治的正当性。哪怕最后发现科学家毫无偏见，卫道士们也振振有词，你的这项研究虽然没什么，但是开启这项研究会导致其他种族主义研究的可能，所以也是错误的，是政治不正确。这明显在胡搅蛮缠耍无赖，道德卫道士的道德主义不但没有维护他想要维护的利益，反而毁灭了真实，造成了学术上生活上的不宽容。
黑格尔曾经论述过，知识分子很容易试图将自己打扮得具有“高尚的灵魂”：自己在捍卫良知。可惜这群高尚的灵魂带来的多是无用性的知识与思想上的重挫。在这群打扮的像是底层民众利益捍卫者的民粹主义学者影响下，原本人文科学应当如同自然科学一般，致力于通过对一些解释社会、经济、政治现象的理性选择，创造出具有积累性的知识的理念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理论是否得以接受，取决于它回应了来自某个社会群体提出的这样或者那样的需求，或者说它满足了一个存在已久的需求——对于“新生事物”的需求。很多知识分子专心于创立一些通过繁复的论证后得出的过于简化的理论，这些理论在思想市场上大受欢迎，并且没有遭遇到太明显的困境。简化的理论看上去高深莫测，但结论易于理解，迎合了普通民众对专业学术的无知。人们不愿意多动脑筋，而这些理论又能完美的解释一切，并给与人们一种道德上的使命与优越。在当下中国，《货币战争》、《C型包围圈》、《中国站起来》的风靡很典型的显示了这一切。
我突然想起来寒假时在人人很风行的一个段子：在一个阴谋论的世界里，无论涛哥做过了什么，都不如罗斯柴尔德什么都不做。诚如斯言。（《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书评/忏悔者陈毓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