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的歌手

刘宗迪

哲学家和诗人似乎天生就是仇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勾勒理想国的蓝图时，历数诗人罪状，例如渎神、撒谎、腐蚀青年、破坏和谐社会等，最后决定把诗人赶出由哲学家统治的城邦。柏拉图对于诗人的放逐和打压，成了撕裂人类文明的一道深深的伤口，并从此引发了诗人与哲学家之间的一场笔墨官司，2000多年未见分晓。

柏拉图缘何要放逐诗人？曾几何时，在希腊城邦中，诗人是社会的精英，在节日庆典、戏剧节和宴会上，诗人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他们不仅是世俗社会的开心果，而且还是宗教活动的主心骨，诗人的灵感乃是得自诗神缪斯的真传，诗歌是神的话语，而头戴桂冠、弹着七弦琴悠悠吟唱的诗人，就是神的化身。然而，曾经如此至高无上的诗歌和诗人，到了柏拉图的时代，为什么就一落千丈了呢？

因为时代变了。柏拉图的时代，诗人赖以安身立命并获得其荣耀和权威的口头传统渐成绝响，取而代之的是书写文明。书写文明不再是游吟歌手的天下，而是哲学家的“理想国”。

在文字和书写广为流通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知识记忆和传播手段之前，人类文明的记忆和传播主要靠口耳相传，这在古希腊同样也不例外。口说流传，不像书本那样有永不褪色的墨迹可以长期保存，但口头传统也自有其保证记忆的法门。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韵文化，即用合辙押韵、朗朗上口的诗歌帮助记忆，因此，诗歌就成了文字流通之前人类记忆、传播知识和历史的主要手段，成为人类文明延续不绝的主要载体，那些游吟四方的史诗歌手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地位。

但是，随着文字的流通和书写的普及，诗歌和诗人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书写是一种较之口头诗歌传播更广、保存更久、更为可靠也更易查证的知识记录手段，因此书本记载，就成了判别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最可靠证据，“口说无凭，立字为证”，口头诗歌的真理性和权威性被书面散文取而代之。于是，书本代替口头、散文代替诗歌、咬文嚼字钻故纸堆的哲学家代替巧言善辩的歌手成为真理和权威的见证。

柏拉图正处于从口头文明到书写文明转变的关口。现存的前苏格拉底时代的著述（包括哲学家的著作）都是用诗体的诗歌和韵文“写”成，说明这些著作原本是口头吟诵的，与史诗游吟传统一脉相承，柏拉图则开始了用散文书写的传统，但其作品也大部分是用口语写成的对话录，说明柏拉图正处于从口头传统到书写传统的时代转折点上。而在柏拉图为未来设计的《理想国》蓝图中，诗人则被浑身涂油，被像替罪羊一样赶出城门，赶出了文明、知识和历史的中心。 “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歌者远行，渐行渐远，从此之后，那些枯坐书斋、沉沦故纸堆、耽于玄想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们，再也听不到也听不懂歌者的吟唱了。

那些游荡在文明边缘的游吟歌手，直到上世纪才重新归来，为歌手归来铺平道路的是两位美国学者，即哈佛大学的米尔曼·帕里和阿·贝·洛德师徒二人。师傅帕里本来也是钻故纸堆的古典学者，但充斥于荷马史诗中的那些千篇一律的程式化修辞和音步结构，让他意识到荷马史诗的口头渊源。师徒二人于是来到塞尔维亚，沿着民间游吟歌手的足迹，追寻远古歌手的吟唱和古希腊经典的渊源，重新发现了久已被知识世界忘却、被层层叠叠的书写传统掩遮的口头传统，为西方古典学研究打开了一个久已尘封的宝藏，源自草根的口头传统研究迅速成长为西方人文学术的一门新贵，而洛德的《故事的歌手》（【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一书，也因此成为上世纪西方人文学术的经典。

恍若时光轮回，诗人踏歌归来，《故事的歌手》就是为这些一度隐遁的远古歌手们验明正身、并令他们在当今知识界畅行无阻的“通关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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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迪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