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并不知道

经历了这些年的生活后，我已原谅了当年的那个自己。原先我一直不肯原谅他。但是都过去了。在高考完的那个夏天，我曾对人说：一个时代结束了。那时我说的“时代”，其实际含义不如说是青春期的一个阶段，因此，这句在如今看来有几分矫情的话，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其中弥漫着只有我自己才反复体会的伤感。那时我十八岁，到如今又一个十八年都已过去，回头看看，理应承认，当时我并不真的理解自己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小小的世界。
就像生活在中世纪的人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黑暗的中世纪”一样，那时的我们也未理解自己所身处的时代。固然，这原本也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几乎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只是自在地活着，而不是自觉地活着。日常生活都是平淡无奇、不知不觉的，更何况有许多事件的意义，要在多年之后才显露出来——或者说，随着我们自己生活的变化和延长，会改变早先某些生活片段的意义，又或许是不断地为它叠加上新的意义。无论如何，在当时我们无从预见二十年后自己将如何看待当时的自己。
隔着那么久远的时光，那个小岛、小城和校园，现在看来就像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舞台，而舞台上的我们也渐渐陌生。这本书中所回忆的，大抵都是1990年代的事，当时崇明还是一个相对封闭而安静的岛屿（某种程度上迄今如此），县城不过四五万人，住的大多都是本地人，而今城里人口已翻了一倍。更重要的是，那时每个人所知道的外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都有限——或许可以说，我们是在数字浪潮涌来之前平静过完自己青春期的最后一代人。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已很难理解那样的生活：“怎么，你们那时连手机都没有？QQ和MSN也不用？还手写那么多信？真浪漫。”——说这话的朋友是1988年生的，其实也只比我小十一岁，但在这时代，的确可算是两代人了，在他们眼里，我们那时是“最后的过时的浪漫”，仿佛校园民谣一般的时光，“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而如今则一切都是实时的、即刻得到回应的、时空压缩交错的交流。
我们那时也并觉得1990年代的时光有多浪漫。我1998年实习时才有机会经常上网，而直至2000年还在手写书信，至于手机，则要到2001年才配备。如今习惯了这些现代通讯的人们，很难设想在没有它们之前的那种世界。从厦门寄信到南京要三天，即便那边当即回信，来回也总已一周了；日记和书信中总有大段的心理活动；长途电话非常昂贵，轻易不会拨打；因为没有手机，出门约人总要事先说好时间地点，但即使如此，也常有碰不到的尴尬，致生许多误会。容忍缓慢、等待和错过，并不是美德，只是当时不得不养成的习惯。
以这种方式回望，1990年代也会变得慢慢“古代化”，被怀旧和浪漫化了。仿佛是一个延续至今的大浪吞噬之前某个静止而凝固的失落世界。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回望它，无疑正是因为我已不在其中了。
这样，在它流逝之后，我渐渐看清楚了它的轮廓和意义，因为距离赋予我的透视能力。它永不再来，已不存在，但也不曾消散。张晖的骤然离世，更使我想明白了许多事，那时年轻而不谙世事的我们，并不知道这就是真实的生活。
甚至在当时看来压抑的学业和残酷的竞争，事后看看其实也不尽然。只是十七八岁时，世界就这么大一点，以为自己所受的就是最大的苦。但和外省同龄人比比，其实并不是。相反，相比起来，上海的中学算是相当注重全面发展的了，有作家讲座、辩论赛、话剧表演、歌咏比赛、交谊舞、冬季环城马拉松……这些文艺社团活动虽然那时也响应者寥寥，似乎没人太当回事，但至少都是有的。老师甚至并不鼓励过分的学业竞争，我们那时并不像外省一些学校那样，将全班名次张榜公开，而更多照顾了各人的隐私和自尊心——每个人在考试后会拿到像工资条一样的纸条，上面打印着各门成绩和班级、年级组名次，是否告诉同学，全凭自己。至于课外书，至少你自己不怕耽误学业，图书馆和老师也并不禁。而在不少地方，重点中学除升学外几无余事，学生极少读课外书，精神生活甚为贫瘠，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张晖在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后，惊讶地发现同学中不少人看过的课外书不到十本。
有人在读了《一个夏天分两次结束》后笑说，发现你们那时高中同学之间都很自由，到异性同学家里似乎也总是想去就去了，有时事先电话也不打，而家长们看来也全然没有要阻拦的意思，这是不是你们那儿特殊的社会气氛所致？——我原先从未意识到这一点，觉得那仿佛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这一说，让我心头一凛。的确，我们那时好像都未察觉这会“失礼”（固然电话也不便，有些同学家里都未安装电话），尽管不熟的时候上门不免唐突，但也并无什么太大的无形障碍。同学家长也很开明，对我们之间的来往，据我所知，更无人有反对之意；老师们虽未鼓励，但也从不反对，这一点更应感谢我们当时班主任陆朝晖老师所营造的宽松自由的氛围——他从不在我们已经很重的学业之上再给我们增添压力。
尽管如此，我也不大愿意多去回忆它，固然原因之一是之前我已回忆了太多，深知回忆可以成为难以卸下的负担，而且还会上瘾。在高中同学偶尔的聚会上，我早已发现，其实多数人宁可把那几年忘得干干净净。为何要想那么清楚？真的全无必要。那时我惊讶地意识到，很少人会去反复地关注和反思生活过的时光，过去的就过去了，大部分的事，他们迅速地就不能再记起。或者，在丧失了大部分细节之后，变成一团模糊的影子。有时连同学的姓名都已忘了。曾看到国外的一项研究说，如果缺乏联系，遗忘少年时同学音容笑貌的平均年限是22年，如此说来，我们也快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相比起记忆，遗忘更多地塑造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因为当下新的生活需要这些记忆的隐退。也只有在偶尔的某些电光石火的时刻，忽然闪现那时的某个片段：那些年轻的人们，在平静沉闷的外表之下波澜起伏的内心，不言不语之中那种自己也难以形容的爱慕，那些一开始就注定要结束的愿望，仿佛曾在某个黄昏的教室门口，蓦然回望那一刻的孤独。
然而我也深知，这样的追忆与其说是某种特权或义务，不如说是一种愚行。说到底，那不过是那个世界在我自己内心投下的长长影子。连那大部分的人物，也不过是在我内心的影像。因为那时结束得匆忙，太多事尚未开始就结束了，很多话也就从未说出口，使整个回忆也不免充满了欲言又止的意味，既未说分明，又无长久的交往和共同的生活经历，那又哪来的共同记忆？只是想想，写下来也好吧，至少让人见证，我们曾那样生活过。（《大地上所有的河流》书评/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