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之间无言的默契

“两条平行线”按照自己的节奏在书房读书，有的只是两人心照不宣的惺惺相惜。</p>刚过12点，我和上一班的伙伴做完交接，巡完场并收拾完一轮桌椅，来到门外，更新沿街小黑板上的活动讯息。这几天，出版社刚快递来两包欧洲自助游口袋书，放在我们书房供客人免费领取，我收了货后，赶紧把这免费的好事广而告之。
“书名号应该是在‘口袋书’后面，而不是‘2014版’后面吧？”万籁俱寂中，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这本书全名就是《欧洲自助游口袋书2014版》。”我应了声算是回应，没转头。
“‘2014版’只是个辅助的说明，不应该算在书名里，不信你把书名号放在‘自助游’后面，连视觉上也都会舒服得多。”这个声音没有因为我的“不尊重”而消失，而是带点“我为了你好”的苦口婆心继续说，“相信我，我做了30多年编辑了。”
“嗡”一声，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编辑部的故事》里，戴着啤酒瓶底厚眼镜的老刘，较真儿而又勤恳地用红色毛笔在错别字上打一个圈，划一道线到方格子外，改上正确的字。又像是革命进步人士牛大姐，常怀怒其不争，最后只能化成一句：你们年轻人啊。
我定了定神，犹豫着转过头，眼前一个挺拔的半老头子，戴一副黑框眼镜，穿宽松的灰色的麻衣麻裤，提一个印有“美德”二字的麻制手提袋，笑吟吟地盯着黑板。
“看在比老刘洋气的分上，我就依您吧。”我嘴里嘟哝，转过身去，按照老头儿的意思，在黑板上略作修改。
站起身，掸掸灰，我和老编辑一起推门而入。我走进吧台，他坐在长椅上。他从“美德”手提袋里取出两本书，书名字体很大，《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翻开到折角页；取出一个笔袋，拉开拉链，手在里面掏了几下，取出其中一支。
有的读书人有个习惯，手里必须握着一支笔才算是看书，哪怕最后因为看得投入压根没用上笔也算安心。下划线、旁注、心得... ...书中的文字和意境都掺着读书人当时当事的心境，让读书这件事变得更为私人。所以我们买书，而不是借书，让“乱涂乱画”成为读者和作者的某种联系。尽管也有人说，涂涂画画实际上是读书人借助笔来和书对话的一种方式，是一个寂寞读者的习惯，好像认定自己永远找不到知音，只能与纸笔交谈。
站在吧台里，我常会观察到客人们各式各样的握笔姿势。看到左手翻书页、右手转笔的客人，就像映照出了自己，禁不住一笑；今天的老编辑握笔极其特别，明明是一支钢笔，却是执毛笔的手势，一笔一划煞有介事，就差手臂悬空了。
夜里1点半，老编辑起身来到吧台，他要我推荐低热量、低胆固醇又可以饱腹的东西。我二话没说，将当家产品—黑裸麦天然酵母包隆重推出。
“高纤维、低热量，我家的这种天然酵母面包不添加油脂、砂糖、奶粉和鸡蛋，真的是健康无负担。”我边把小号的面包切片，加热，作为免费试吃的样品，先给老编辑尝尝，试探他是否接受这种寡淡。
“年纪大咯，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临睡前还吃粽子啊、年糕啊，尽是不易消化的。”老编辑吃了一片，点点头；又拿了一片，说要买一个。
他在吧台等着我加热后，自己端了面包，回到座位上，边吃边翻书。咀嚼面包的过程也在消化书中文字的含义。
我做完手头点单的饮料，猛然想起该倒一杯柠檬水给客人。
走出吧台，将水轻轻放在面包旁，老编辑换了红色笔在书上做批注，一字一顿，写得很认真。
“这面包口感不错呀！”老编辑跟我说，“剩下的我一时吃不下，你能帮我打包吗？明天还好吃。”
凌晨3点，老编辑抱着打包袋，走出了书房。
这以后，几乎每晚老编辑都会来，待我开始仔细算日子，统计出一个时间规律—除周五周六两晚缺席外，其余天数里，他都是夜里12点左右来，3点左右走。这几天，那本《东京梦华录》已经换成了《梦粱录》。倒是酵母包不变，吃一半，一半打包。
“你不知道夜晚有多迷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做完版面，情绪还处在亢奋期，一群人在街上唱歌，《昨夜星辰》啦，《无言的结局》啦，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黄金年代，对我们来说，多少个夜晚，用‘之’字画在绿色小格子的版面图上来表示文字的走向，现在玩电脑的人都快要遗忘了吧。”
“一下子退休，不用坐夜班了，看上去是该安享晚年了。但是，哪里睡得着噢。喏，就像现在，家里老太婆要睡觉，年纪大睡眠轻，我翻一页书她就要被惊醒。还好啊，有个地方收留我。”
陆陆续续的，我知道了很多老编辑的情况。他怀念他的黄金年代，但又赞叹现在的读书环境。“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个新华书店，多数时候只能隔着柜台，涨红了脸，让营业员取一本，站着看一天。”
某天凌晨，他走的时候，我提议：不如把书放我们这里，省得每天提来提去。
谁不是说过，书吧或是咖啡馆，早就被赋予除了它本身功能之外的多重含义，比如寄物所、电话亭、零售店... ...不曾想，我这一“寄存”的提议，引来了下一个夜猫子。
本来，我并不知道他是谁，那个周六，这个看起来40多岁的男子买了一个大杯咖啡，和一个黑裸麦酵母包，等找零的时候，瞄到收银台旁边的《梦粱录》，以为是我们小伙伴的，便提出要见见。他的理由是：爱这书的人可以做朋友，所谓志同道合。待获知书的主人也是我们的一位常客，并且今日不会来时，中年人表现出了些微的失落。
他幽幽地说：自从大学毕业后一直翻来覆去看不厌的就是这本书，因为书里描述了宋时临安城的节日、风俗、习惯、饮食文化、名人踪迹、旧时梁榭，是现在杭州的参照物。说完后自报家门：××报社会新闻记者。
他在书房转了一圈，力图找一个最佳座位。巧的是，待他一屁股坐下，竟然是老编辑的固定座位。那天是周五，是老编辑每周例行住到女儿家去的周末。
视每天去现场采写突发事件的时间不同，中年记者来悦览树也会相应时早时晚，但是无论如何一定会来，因为他要完成自己定下的硬指标：一周读完三本书。
顺溜浮躁的年代，不逼自己一下，就滑下去了—滑倒在吃垮身体和消磨时间的夜宵中，滑倒在只会用流行语不会说成语歇后语的快速消费时代。他说，要对自己狠一点。
每晚交稿后的几个小时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从报社一路走来，是清空白天车祸、火灾、医院、哭声的最好过渡。夜的魅力，在于你有不同于白天的陪伴，蝉叫，风动，星辰闪烁，从大排档到书房，你已经不是昨天那个你。
有几次，中年记者是哼着这样的小曲儿推门而入的：
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行程／多年漂泊日夜餐风露宿／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
中年记者和老编辑的第一次照面，就是因为这小曲儿—尽管中年人哼得很小声，但因为周遭的宁静，还是让灵敏的老编辑给听到了。背对着收银台的他扭过头看了看正在埋单的中年记者，笑了。
埋完单，端了面包和咖啡的中年记者一看两天前的座位有人，便在旁边的旁边坐下，和老编辑并排坐在长椅同一侧，中间隔了一个空位。
我没有介绍他们认识，他们俩也没有跨过中间空位的“雷池”。各自读书，各自吃面包。老编辑将面包一半吃掉一半打包，中年记者有时会把面包剩下一点，有几次他向我建议：半夜里吃不下太多，是不是可以做小一号的酵母包。
两条平行线按照自己的节奏在书房读书，久而久之，约定俗成的默契越来越多，比如，他们永远相邻而坐、中间隔着一个位置；比如，老编辑不再把面包打包，而是将盘子挪到两人中间；那个时候，中年记者就会倒两杯热水，一人一杯；中年记者先到的日子，他先买好面包，摆在中间，轮到老编辑倒水；我和他们也有无形的默契—无论谁去倒水，转头经过吧台的时候，一定有两片柠檬片准备妥当。三个人所有的语言都在一个微笑、一个手势。
周五周六两晚，老编辑不在的日子里，中年记者改买我们新推出的小号黑裸麦，这个size最早来自于他的建议，一个人吃正好。
中年记者其实早就知道旁边那个人就是《梦粱录》的主人；老编辑其实天天要看中年记者所在的××报。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就是他（也许他们没有共同的微信朋友圈朋友），知道的只是：他爱读书，他爱吃天然酵母包。
守夜人手记：
如果不是我的存在，这其实是一个无声无息的故事，有的只是两人心照不宣的惺惺相惜。
夜班编辑，职业赋予他们通过文字传递真相和情感，他们来到深夜书房，是热情理想牵绊着生活作息后的惯性；社会新闻记者，他们的黑夜一直比大多数人丰富，就像这位中年记者，会因为采访而晚到，会因为中途接到电话奔向事发现场而中断文艺的夜晚。
现代人太喜欢说了，他们用滔滔不绝的语言来掩饰内心的寂寞和不安。然而，语言和默契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
夜色温柔，省去了太多浊气的语言。人和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而敏感，繁文缛节和伪善被弃，人与人之间因为夜的屏障，没有了违和感。（摘自蒋瞰的书《晚上好，亲爱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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