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的苦难

读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早年在集中营的回忆录，印象最深的不是杀戮和恐惧，而是一个孩子颇为“幸福”的生活。这里的幸福当然是相对而言，但是不得不承认，孩子眼中的世界与成人世界存有巨大差距。整个世界的苦难瞬间坍塌的时候，孩子的目光也会聚焦于苦难之外的事物。对他们而言，世界不存在绝对的苦难，任何微小的快乐都可以与巨大的苦难所抗衡。几年后，集中营解放了，克里玛获得了自由。多年后他每每回忆到这一刻，说他产生了一个近乎亵渎的念头：为了那种极度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些被剥夺的岁月都是值得的。</p>用多年的苦难换取瞬间的快乐，这就是一个孩子气的想法而已。多年后克里玛回忆起这段经历还是觉得耿耿于怀，总觉得他是在美化童年的记忆，为苦难的岁月抒情。其实不然，苦难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虽然很难把苦难与快乐，苦难与幽默联系到一起，但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苦难的土壤仍能滋养出幽默之花来，就如同恐惧能滋生出诗意——黑暗的诗意。
英国小说家玛琳娜·柳薇卡的经历与克里玛有相似的地方，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她出生在难民营，但随后不久就移民到了英国。乌克兰的历史对她而言，本来就是淡薄至极，更何况，一个孩子的童年中，快乐总是会大于苦难。她的小说处女作《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出版时，她已经五十七岁了。遥远的记忆中，那段苦难的历史对她而言更像是一种审视与观望，挑剔与打量，即从苦难中努力分辨出荒诞和幽默来。比如这本小说，刚开始读，你很难不被这个怪异的书名所吸引，拖拉机简史？不像小说……据说，这本书出版时经常被误放置进非小说的科技类，读过的人寥寥无几。但正是因为这个古怪的小说名字，口口相传的好口碑，硬生生把其推进了畅销书的行列。
用一种幽默的笔法书写上一代人的苦难史，很难把握好分寸。玛琳娜的聪明在于，她的幽默只针对现实的生活，对历史的记忆碎片，或者说对家族史的回顾和整理中，幽默的笔法又变成了几许荒诞。不要小看这种差别，历史的苦难本就有几分荒诞的意味，乌克兰的历史其实就是那个时代中大历史的一个缩影。而现实的生活总需要幽默感的滋养。小说中有很多明暗线之分，明线是八十四岁高龄的父亲想与三十六岁的瓦伦蒂娜再婚，理由是为了帮助她逃离乌克兰的糟糕生活，移民到英国。两个女儿薇拉和娜杰日达竭力阻止这个狐狸精侵占他们的家庭，一系列的矛盾好笑的故事由此而生。而暗线则关注于这个家族在乌克兰的生存历史——与大时代的历史紧密相连，关于饥饿、恐怖、杀戮、战争。明线幽默有余，暗线荒诞无比。
小说的叙述者娜杰日达，是一位社会学女教授。她说，小时候妈妈常会讲些家族故事，“但只讲那些结局好的”；姐姐也会讲故事，但是她的故事“千篇一律”，就是好人战胜坏人那一套；而父亲讲述的故事“结构复杂，意义含混，结局凄惨，此外还冗长离题，事实不清”。顺便说一句，《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原本是做过工程师的父亲完成的一部书，通过书写拖拉机的发展史揭示技术的奴役的这一状况。这些占据个人立场讲述的故事让她无从了解历史和真相，于是她想讲述自己的故事：把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弄清楚，然后用自己的方式讲出来。
小说的微妙之处就在这里，讲述故事的基础在于，你掌握足够多的历史真相。但是对乌克兰的历史，从小移民到英国的娜杰日达其实知之甚少，她属于无根的一代。她与家族唯一的联系只有那些从母亲、父亲和姐姐口中听来的故事。她只能通过筛选和重组来完成自己的故事创作。虚构成了讲述故事最高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真实的苦难被忽略了，虚构的苦难成为了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是在小说中，渴望从乌克兰移民到英国的瓦伦蒂娜代表了一种真实的苦难。当她体验到在乌克兰的没有未来时，她会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色相，骗取比他大三十多岁的尼古拉与她再婚——“那上等的波提切利式的乳房”，“你是不看不知道啊”。爱情不是小说的主题，幽默的冲突才是。但是这种幽默的背后是一种被忽略的苦难历史。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分析和解读，娜杰日达与瓦伦蒂娜的矛盾在于对苦难真实的认知程度。娜杰日达只相信记忆中的故事，对真实的苦难历史知之甚少；而瓦伦蒂娜因为了解真正的苦难，反而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她只想把这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把这种苦难之重抛售出去，换取安逸和幸福的生活。错位从此产生，幽默从此产生，了解苦难的人不想讲述，不了解苦难的人反而渴望讲述：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我喜欢《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这部小说的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它幽默的写法，断片残章地把一个家族的苦难呈现出来，而是察觉到这种幽默的背后有种更为深沉的力量。即是说，源自苦难的人生，也能滋生出丰满的诗意，丰富的幽默感来。我印象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还有2009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赫塔·米勒。同样在一个极权体制下生活多年，逃离之后仍然能用那些诗意的句子描述残酷的半生，玛琳娜的幽默，应该是同样的作用吧：用生感对抗死感，用诗意对抗极权，用幽默对抗荒诞。
完全可以把这本小说当成一个喜剧来读。但是这样的喜剧其实是一个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生活多年的家族盛衰史。小说中有个情节值得提及，尽管精神病医生宣布父亲尼古拉的头脑清醒，但是娜杰日达认为，“瓦伦蒂娜还是比她意识到的更接近真实，因为只有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的人才能觉察到妄想症的真实特征”。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中，“假如你太聪明，你肯定是个潜在的叛徒或破坏分子；假如你太笨，你一定迟早会说错话。从最底层到最高层，没人能躲过妄想症的来袭。实际上，那个在这片土地上最有权力的人，也就是斯大林本人，就是患妄想症最严重的人。妄想症从克里姆林宫紧闭的大门下渗了出来，麻痹了所有人的生活”。
妄想症原本是恐惧的代名词，也是幽默的灵感源泉。（《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书评/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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