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野火，又见龙应台

电脑桌前放着一本《野火集》，本是帮一个朋友买的，不想朋友已经急切地找到了，这本也就留在了手上。这几天，西门媚在看。</p>我是一向不喜欢龙应台的文字的。我对那种用无数排比句和无数反问句组成的文章总是心存反感。当然，在那些我不喜欢的文字中，龙应台的思想与精神仍让人钦佩。
既然书摆在电脑桌上，我就随便翻翻。
哪里知道就这么一翻，她那些激扬的文字就飞快地回到了脑子里，真正想不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有将她的文章忘记。
现在再看《野火集》，仍是那些以无数排比句和无数反问句组成的文章，反而觉得这些文字因为粗砺显出的力量。要知道，这些不过是20年前的报纸专栏。专栏文章向来是速朽的。本以为当年龙应台的文章不过是整个八十年代情绪的缩影，可如今看《野火集》，力量不减，甚至更有力量了。
这是为什么？
这些天和西门媚读书、讨论都离不开一个中心话题，那就是解构与建构。因为我们都发现，这些年过去了，龙应台笔下不生气的中国人仍然是不生气的中国人，只不过以不沉默的方式取代了以前的沉默。所谓不沉默，就是狂欢，就是娱乐，就是搞笑乃至恶搞，目的只有一个，以此消解威权，忘却现实。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对抗。但是遗憾的是，这种对抗往往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在这种对抗的背后，是一种以解构主义为基础的思想潮流，以媒体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阴暗的角色。于是，我们看到报纸杂志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强烈，人们快慰的是一个又一个明星的丑行暴露，并一起为新近出现的“恶搞”欢呼。周星驰电影中嘲笑恶搞英雄的情节被人们津津乐道，武功盖世的陈近南死在拳脚低微的小人之手，而靠溜须拍马起家的韦小宝则家庭美满，妻妾成群。这可能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但是让人疑惑的是，一些知识分子甚至把周星驰作为解构主义的代表隆重推出，全然不顾那些电影说是周星驰的不如说是导演王晶的更为准确。
这不是仅在中国才存在的现象，冷战之后的整个世界都被其笼罩。女性主义、同性恋研究、文化多元主义、种族冲突研究等等，无不在解构主义的背景下展开。这些研究，其目的总的来说就是打破人类团结的幻想，强调的是每一个人的异质化和“他者”身份。它想告诉人们的是，没有什么理想是值得追求的，除了存在。
可是这种解构主义真的可以包治百病吗？恶搞之后我们怎么办？皇帝的新衣被戳穿了，是不是意味着每个人都不需要衣服了？
2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消解成为了知识分子思潮和民间意识的主流。可是不难发现，如今威权依然存在，甚至有变本加厉的倾向。解构主义原本对抗威权的目的被淡化了，消解沦为恶搞，娱乐就是存在，而对抗只是为了对抗，并不指向一个目标，甚至成为了犬儒主义的掩护。（韦小宝就是一例。）
面对这种现状，西方的知识分子开始行动起来，试图改变以虚无和犬儒为特征的世界。于是，哈罗德·布鲁姆批判“憎恨学派”，理查德·罗蒂呼吁美国人重建美国理想。在中国，连被人看作消解崇高的代表周星驰也早行动起来。从《喜剧之王》开始到《功夫》，周星驰不再以嘲弄理想，恶搞英雄作为卖点，他开始认真地幽默地重新塑造英雄塑造理想。
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虚无与犬儒的世界中自娱自乐。龙应台就不。在《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中她谈到了她“纵火”20年后的忧虑与困惑。她谈到了民主之后，以绝对娱乐为本的，大众的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她仍然是一个“生气”的龙应台。只是她没有谈到，在海峡这边，以绝对娱乐为本的大众、媒体和知识阶层事实上也可以与威权和平共处。她没有看到，犬儒主义浸润过久的中国社会已经提前开始了末世狂欢。
有必要强调的是，20年前的那一把“野火”是龙应台和媒体共同燃起来的。是《中国时报》这样有良知的媒体为龙应台支起了战斗的营地，提供了呐喊的平台。反观我们的媒体呢？除了为娱乐而娱乐，为消解而消解，敢不敢，愿意不愿意为龙应台这样的人承担？
但愿媒体从娱乐中冷静下来，重拾良知与公义。
但愿龙应台的野火继续烧起来。（《野火集》书评/西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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